《亮剑》这部电视剧的热播让李云龙这位铁血好汉、铮铮男儿深深映入观众的心里，他曾感动过无数人，也激励过无数人，所以人们便追本溯源想要找到原型，看看中国历史上那些叱咤风云的抗日英雄!

　　相似人物一：中将王近山

　　相似度60%

　　特点：20岁当上红军师长。王近山一直在徐向前的指挥下打仗，打起仗来不要命，人称“王疯子”。42岁当上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公安部副部长。

　　李云龙医院结识田雨以及电视中田雨好友张白露插足于李田之间的感情纠葛都取材于王近山的事迹。王近山曾受伤入院，当时为386旅772团副团长，同时入院的还有385旅769团团长陈锡联。王近山喜欢医院的院花韩岫岩，在陈锡联的撮合下，两人结为夫妇。

　　相似点一：打起仗来不要命

　　1915年，王近山出生在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桃花乡一个穷苦人家，9岁就为地主放牛，13岁当长工。性子刚烈的他15岁就和一帮小兄弟参军。王近山打起仗来特别勇敢，第二年就从班长、排长升任连长。在一次战斗中，王近山与敌人“肉搏”，抱住敌人滚下山崖，脑袋被尖石刺了一个深洞，自此他头上留下了深深的伤疤，洗澡都不能用劲搓洗。就是这次战斗，他得了一个绰号——“王疯子”。他很快被提拔为红10师28团团长。

相似点二：相近的战斗经历

　　伏击日军士官团(历史主角：王近山)1943年10月，王近山时任太岳军区二分区司令员时，奉命率队赴延安去保卫陕甘宁边区，途经敌军心脏地区韩略村时，根据情报，一队日军将从此地经过，他见那里的地形险要，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他当即决定队伍停止前进，就地埋伏，准备打个伏击，好狠狠杀一下鬼子的威风和气焰。

　　10月22日晚上，王近山指挥部队进入阵地设下埋伏。王近山和部下，当时谁也没想到，他们即将伏击的竟是由日军中队长以上军官组成的“日军官战地参观团”，八路军总部也没料到，日本人更没有料到。

10月23日上午8时许，公路远方腾起滚滚烟尘。王近山驾望远镜一望，路上一溜汽车，一查整整13辆，车上站满了日本鬼子。王近山心想，13辆汽车也就二 三百人，而他此时有1000多人，吃掉二三百人很有把握。此役，冈村宁次苦心拼凑的所谓“战地参观团”，除3名装死留下性命外，其余包括一个少将旅长，6 个大佐联队长，180个中佐和少佐大队长以及中队长全部毙命。这和《亮剑》中李云龙率部全歼“日军士官团”如出一辙。

　　相似点三：妻子是照顾自己的护士

　　抗日战争时期，韩岫岩是八路军医院的护士，有名的院花。时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副团长的王近山负伤了，一颗子弹击穿肺部，另一颗子弹击伤左臂，伤势很重。经韩岫岩等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王近山很快康复了，自然而然两人就认识了。一同住院的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团长陈锡联一看这情景，挺般配的，于是从中牵线搭桥，成就了他们的婚姻。韩岫岩和王近山生了8个孩子，其中一个送给了王近山不能生育的司机夫妇。但是王近山后来却与妻子闹离婚，也因此被开除党籍、军籍，撤销一切职务，转地方安排。

原型二：少将钟伟

　　特点：14岁入团，15岁参军入党。在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和徐海东的红十五军团先后任连指导员、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参加了长征。作战风格剽悍凌厉，爱骂粗话。据说他能与巴顿比高低，因为他能打仗，打胜仗。

　　相似点一：屡立战功

　　钟伟，原名钟步云，1911年10月出生于湖南平江三阳甲山村一贫农家庭。1928年1月加入共青团，1930年7月参加红五军，同年底转为中共党员。钟伟年少好学，喜动，能言善辩;指挥作战，勇猛敏捷，人谓：“勇猛似虎，机警似鹿，狡猾得像只老狐狸。”据说，钟伟一听说要打仗，后脑勺都乐开花，那劲头就像今天年轻人赴约会，谈恋爱。开会就抢任务，抢硬仗，抢不到就“娘卖×的”。他这边打胜了，别人还在那儿啃，他就去打“小报告”：我说他不行嘛，怎么样?这回该我们上了吧?

钟伟经历过反“围剿”、长征、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各种战斗，担任过各种职务，指挥战役无数，战功累累。关于钟伟的勇猛善战，在《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中写东野五师的文字中，能够侧面体现：“该部队系东北部队中最有朝气的一个师，突击力最强，进步快，战斗经验丰富，攻防兼备，以猛打、猛冲、猛追三猛着称。善于运动作战，为东北部队中头等主力师。”而头等主力师师长就是钟伟。

相似点二：能打还能“抢”

　　在苏北时，十旅向盐阜区要粮要钱，区里没给那么多。钟伟就让侦察排在河边埋伏着，把区委书记抓住揍了一顿。1947年秋天，“东总”两辆弹药车路过郑家屯5师驻地。钟伟招招手，上去一个连就把弹药卸了。押车的干部说：这叫我回去怎么交代呀?钟伟写张条子，就说我钟伟收下了。都是八路，都打国民党，什么你的我的?

　　五师在苏北时就能做买卖，到东北后更是大做特做。开烧锅，办商店，又做买卖又当兵。这在当时商业萧条，军费无着的情况下，于军于民都大有好处，东北局和“东总”是提倡的。

　　钟伟的部队还能吃能喝，能玩会玩。每到一处，有什么好“嚼古”(东北话，即“吃的”)，从名酒、名菜到各种有名的特产，钟伟都要尝个肚儿圆。打完仗了，把部队交给政委、副师长，就回哈尔滨跳舞去了。看到师长回来了，干部战士就明白要打仗了。

相似点三：不服从老师管教

　　钟伟也是南京军事学院“将军班”的第一期学员。学院上课，苏联顾问主要讲苏联军事学术。钟伟不满意：这个“格勒”，那个“格勒”，我们的三大战役比谁差?应该多讲讲我们的。总唱反调，特别是对原国民党陆军大学留用的教员，教员讲东，他就说西，就讲当年某某战斗就是这样打的，就打赢了，你说谁对?教员说什么呢?他们当年教出的学生，不都是眼前这些“学生”的手下败将吗?

　　李云龙原型王近山中将与妻妹婚外情？

　　战功赫赫的开国中将王近山，与小姨妹传出绯闻后，坚决同结发妻子韩岫岩离婚，受到严厉处分，从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公安部副部长降职到河南省一个条件艰苦的农场任副场长，成为轰动一时的“铡美案”典型。

王近山的婚变，曾轰动全国、震惊中央，可有关这段公案真正的内情却鲜为人知。那么，将军与妻子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与小姨妹的绯闻到底是怎么回事?离婚之后他们三人各自的生活命运又会怎样?王近山与韩岫岩的女儿王媛媛，首次向世人揭开了将军离婚的真相，讲述了一段令人嗟叹的婚姻悲剧--如果婚姻中多一些宽容，也许相爱的人就不必分离。

　　看过《亮剑》的人，一定会为李云龙打仗和追求爱情的那股“疯”劲而动容，尤其是他和女护士田雨那惊涛骇浪般的爱情，更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殊不知，作为李云龙的原型，我的父亲王近山的情感经历，其实比电视剧更精彩、更传奇。

　　母亲就像一只刺猬，深爱着父亲却总在不经意间将他刺得遍体鳞伤

　　父亲与母亲的相识，缘于父亲的一次受伤。那是父亲在神头岭战斗中身负重伤，住进了129师医院，碰巧是母亲负责护理。父亲一眼就看中了漂亮的母亲，母亲对父亲也是一见钟情。一同住院的陈锡联将军，一看两人郎才女貌，便暗中牵线搭桥。

　　一年后，父亲和母亲结婚了。结婚那天，父亲骑着大红马来到医院，把母亲拉上马就接走了。当时，年轻护士们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才听说母亲是去结婚的。父亲毫不掩饰对母亲的爱，甚至有些漂亮的仗还是为保护母亲所打。

一次，父亲率部赶去延安，途中忽然听说后勤部队被敌人包围了，其中包括母亲所在的医院。这还得了!父亲立刻率部返回解救，正巧遇上日本鬼子的"战地观摩团"。当时通讯设备落后，请示上级已经来不及了。眼见一块送到嘴边的肥肉，哪有不吃的道理?父亲果断部署了战斗，就像神兵天降打得小鬼子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这一战，不但重创了小鬼子观摩团，也解救了被围的后勤部队和母亲。

　　解放战争时期，一个战役接一个战役，父亲却总是带着当军医的母亲出征，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几乎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母亲为此也吃了不少的苦头，即使怀了孕，也得挺着大肚子跟着东奔西跑，但她从无怨言。

　　有一次，怀孕的母亲随部队转移爬山，一不留神从山上滚下来，母亲受伤，孩子也不幸流产。为此，父亲心痛极了，发誓再也不让母亲受到伤害。父亲想了个绝妙的方法，为母亲设计了“豪华”的交通工具——一辆骡子拉着的平板车。为了遮风避雨，他又在板车四周搭起了棉布帘子，乍一看，就像农村娶亲用的大花轿呢!

　　那段时间，母亲就坐着这辆“山寨”版的大花轿，很是“招摇”地跟着父亲南征北战。后来，刘伯承元帅在路上碰到了，正要为这如此打眼的“大花轿”发脾气，可一听说里面坐的是“王疯子”的媳妇，说了声“哦，原来是王夫人”，就笑着打马走了。

　　母亲对父亲，也是爱得死去活来。其实母亲原名叫韩秀兰，就因为父亲的名字里有个“山”字，她便冥思苦想把名字改成了韩岫岩。也真为难她，居然一下改出了两个“山”。可不曾想多年后，母亲竟成为压在父亲头上的“大山”!

　　1953年初冬，母亲生下了一个女孩儿，也就是我。为了纪念抗美援朝胜利，父亲给我取名王援援。虽然我已是母亲所生的第六个孩子，但母亲却仍像刚生下第一个孩子那样兴奋，因为我长得特别像大姐苏红。苏红是父母结婚后所生的第一个孩子，却不幸于5岁时生病夭折，是母亲心中最大的痛。

　　一开始，父亲开心地打量可爱的我，却很快变得心事重重，沉吟良久才尴尬地说：“这个孩子，我已答应送给老朱了!”

原来，在朝鲜战场，父亲的司机朱铁民多次冒死保护父亲，父亲十分感动，便对因妻子患肾病没有生育的司机许诺：回国后再生的第一个孩子就送给他。母亲一听惊呆了，满脸喜悦之情顿时消失，继而大发雷霆，坚决不允：“谁让你自作主张把孩子送人啦?她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啊……”父亲咬着牙，一声不吭，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有再提起此事。

　　大家都以为父亲忘记了此事，其实一诺千金的父亲却又怎会忘了自己的承诺?于是，在我两岁刚上幼儿园的时候，父亲将我交给了司机朱铁民：“孩子给你了，可以让她跟你姓朱，我每月给你40元钱做她的生活费。”

　　从此，我多了一个爸爸，并改名叫“朱元”。为了区分两个爸爸，我把他们分别叫做司机爸爸、司令爸爸。后来我的司机爸爸说，当时父亲催他抱我走时，他都有点不敢相信，回首时，看见一向坚毅的父亲眼里竟含着泪水。现在想来，父亲当时一定也经过了极其激烈的思想斗争，回去后和母亲也一定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虽说我被送给司机爸爸做女儿，但其实我和父母并没有分开，因为大家都住在一个大院子里，司机爸爸住前院，父母住后院。对于父亲将我送人，我也没有一点儿恨。因为司机爸爸和美卿妈妈对我宠爱备至，总是给我穿最好的、吃最好的，可以说，我得到了其他兄弟姐妹们没有的另一种宠爱。

　　但是，在母亲的心里却埋下了对父亲不可原谅的恨，从此两人之间摩擦不断。据兄弟姐妹们说，为了表示对父亲将我送人的怨恨，母亲和父亲开始不停地争吵、赌气，母亲发誓再也不生孩子了，又是吃麝香又是用麝香，因为她听说麝香可以避孕。

父亲和母亲都是个性很强的人，争吵起来总是互不相让，越吵越厉害，脾气暴躁的父亲常常气得在家里“噼里啪啦”地摔东西……夫妻感情发生裂痕时，总是很难心平气和地交流，怀疑与猜忌也会像毒蛇一样缠上身来。

　　父亲喜欢跳交谊舞，母亲也曾是他最好的舞伴，但闹矛盾后母亲就不再陪他去跳舞了。母亲不跟父亲去，可她又不甘心别的女人跟他跳，想了半天，想出一个“好办法”，就是把我小姨接到家里，由她陪我父亲跳舞。

　　小姨韩秀荣当时刚从大学毕业，对年轻的将军父亲十分崇拜。父亲因为与母亲闹别扭，身边也没个说心里话的人，活泼开朗的小姨就像是沉闷的天空射进的一缕阳光，给父亲带来了光明和快乐。可母亲看到父亲和小姨一到周末就出双入对地去跳舞，平日里两人也谈笑风生，竟开始怀疑父亲与小姨好上了，越来越厌恶父亲跳舞。她说：“一男一女搂抱在一起，不跳出毛病才怪呢?”

　　父亲负过七次伤，一条腿和一条胳膊都骨折过，他穿的皮鞋是特制的，一边要比另一边高5厘米，这样才能正常走路。母亲竟拿此来讽刺父亲：“别看他腿瘸，一跳舞就不瘸了。”母亲误解了父亲和小姨，她更伤心，恨自己最爱的两个亲人如此对不起她。母亲越来越不信任父亲，不论他去上班还是开会，都要严加盘问，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母亲就像一只刺猬，深爱着父亲，却总是在不经意间将他刺得遍体鳞伤，最后竟闹到了要离婚的地步……

父亲受到了最严厉的处分，母亲却高兴不起来，一点也没有解恨的快感

　　其实，父亲一开始并没有离婚的打算，毕竟是结发夫妻，又有了那么多的儿女，谁家没有点磕磕碰碰呀?可是母亲不顾及父亲的感受，她固执而暴躁的做法使事态进一步升级。

　　母亲使用了当时最典型的做法：发动亲友声讨、找组织、去妇联。姥姥、姥爷一直特别疼爱母亲，对母亲从来都是言听计从，于是全家人对父亲和小姨群起而攻之。没过多久，在母亲的投诉下，小姨也被妇联的同志带走，被发落到遥远的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家医院工作。而且“上级”有指示：韩秀荣不能再回北京的家了，也不能在北京、天津等地工作(因为离父亲太近)，越远越好!

　　对于自己的遭遇，小姨也曾经疑惑过，还给父亲写过信，但不知什么原因没有收到回音。倔强的小姨没有怨恨，没有哀求，孤身一人带着一叠沉重的“生活作风问题”档案，去了偏远的边疆，并在那里扎根成家。可想而知，那是一种怎样的磨难!

　　从此，年轻漂亮的小姨像是从人间蒸发了。几十年来，我们兄弟姐妹甚至都不知道小姨是否还在人世。直到2007年母亲去世，她再次回到北京，和大舅一起向母亲遗体告别，我们才再次见到她，到这时，我们才知道事情的真相。而这一别，竟是整整50年!

而事实上，小姨的离开，不仅没能缓和父母的矛盾，反而使事态迅速激化。父亲见母亲如此对待自己的妹妹，气愤地提出离婚。母亲更不服气了，她希望引起组织、直至中央领导的重视，用最激烈、最强硬的手法征服父亲、解决问题。母亲天真地以为，利用组织来施加压力，就能使父亲回心转意，屈服于她。

　　于是，母亲一级级上访，一级级投诉，本来只是两个人的争执，逐渐延伸到北京军区直至中央，最后惊动了毛主席，毛主席又亲自指定刘少奇出面处理。应该说，如果父亲当时能退一步的话，也许能“海阔天空”，起码职务、地位和家庭都能保住。而且，婚姻问题对于夫妻来讲，纯属“人民内部矛盾”，很难说清楚谁对谁错，关键是如何处理。

　　然而，母亲的极端做法，却将父亲伤得体无完肤。王近山是谁啊?那可是死都不怕、出了名的“疯子”将军，他怎么可能容忍如此伤他的自尊心?于是，他坚定地把一纸“离婚诉讼状”送上了中央!

　　父亲的离婚案，一时间引起了全军乃至全国的一片哗然。当时，有不少高级干部厌倦了原配夫人，换老婆现象比较严重。党中央为严厉打击这种不正之风，对很多干部进行了严厉处分，人们称之为“铡美案”。被母亲一闹，父亲也很快被推上风口浪尖，竟成了“铡美案”典型。父亲的老战友以及很多中央领导人找父亲谈话，希望父亲不要离婚，有人甚至暗示说，离婚的话会受到严厉的处分，只要不离婚哪怕是维持现状也行啊!但父亲却斩钉截铁地说：“我王近山明人不做暗事，离婚我铁定了，组织爱咋办就咋办!”就这样，母亲“挽回”父亲的种种努力，最终换回的却是一纸离婚书。1964年初，父亲和母亲离婚了。

父亲和母亲离婚后，中央的处分也很快下来了：撤销大军区副司令员职务降为大校;开除党籍;转地方安排。本来只是一件普通的离婚案，最终搞成了震惊全国的大案、要案，还闹到了毛主席那里。可怜的父亲，没有被日本鬼子和国民党的千军万马打倒，却因为一场说不清道不明的离婚事件被搞得身败名裂。他曾经的显赫战功被人们忽略了，却落下了一个“爱美人不爱江山”的坏名声!

　　很快，父亲被安排到河南周口地区西华县黄泛区农场当副场长，负责上千亩苹果园的种植、养护。父亲没有申辩、抗争，义无反顾地接受组织安排，到河南农场当他的副场长去了。好端端的一个大家庭就这么散了。

　　父亲离开北京之前，孩子们都还在上学。父亲坚持说：“河南的生活条件很艰苦，你们不要跟着我去了。”于是，母亲带着除我之外的7个子女，搬到了王府井一个叫帅府园的一栋高干住宅楼里。7个孩子每人每月的抚养费是40元，由父亲供给，母亲掌管。父亲毅然决然地离婚，让母亲恨到了骨子里。可父亲遭到组织严厉的处分，母亲却高兴不起来，一点“解恨”的快感也没有。看着父亲寂寥地离去，母亲的眼里流露出难以掩饰的苍凉和失落。我们兄弟姐妹们甚至觉得，母亲嘴上虽然没说，但她心里肯定还在希望着有一天与父亲重归于好……

　　就在父亲收拾东西准备出发时，曾当过父亲勤务员的黄慎荣阿姨来看他。看到父亲的窘境，温文善良的小黄阿姨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决定跟着父亲去农场给他当保姆，照顾他的生活。多亏有小黄阿姨无微不至的照顾，曾经身体多处负重伤的父亲才能艰难地度过在黄泛区的漫长岁月。患难中，父亲和小黄阿姨产生了感情，这年10月初，父亲和小黄阿姨结了婚，成了一对相依为命的患难夫妻，并先后生下两个孩子。

听到父亲与小黄阿姨结婚的消息，母亲的脸色“刷”地一下子白了，喃喃地念叨：“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其实，母亲当时才40岁出头，完全可以再找合适的对象，但她却始终放不下对父亲的爱与恨，一辈子没有再婚。

　　虽然身在农场，但父亲魂牵梦萦的还是他深爱的部队。在父亲的老部下、时任南京军区参谋长肖永银的建议下，1968年底，父亲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坦承了自己的“错误”并恳请回部队工作。第二年春，“九大”在京召开，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将父亲的信面呈给毛主席。不久，中央军委批示，恢复父亲6级(副兵团级)待遇，担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

　　父亲重新“出山”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母亲那里，母亲高兴得像小孩子过年一样。那天，我正准备到学校参加动员去生产建设兵团的学习班。突然，母亲带着大姐和二姐过来了。母亲的眼神异常明亮，一进门就高兴地对我说：“小元儿，你爸爸‘解放’了，在南京军区当副参谋长。他让你们都去南京当兵哪!”

　　很快，在母亲的安排下，我们兄弟姐妹都陆续来到父亲身边，我到了父亲管辖下的合肥某师医院当女兵。当兵调档案时，母亲出面将我的名字从“朱元”改了回来。对我改名，司机爸爸十分宽容，表示理解。可母亲非但如此，还将“援援”改成了“瑗瑗”，以示我永远是王家的孩子。直到此时我才明白，母亲对父亲将我送人心中有着多深的怨恨啊!虽然母亲和父亲曾相互深深伤害，但在内心深处，他们的爱永远是那么刻骨铭心。

父亲回到南京军区后不久，不幸渐感身体不适。南京军区总医院的护士经常一大早赶到家里，趁他还在被窝里的时候为他打针，并做一些简单的检查。但是，一到钟点儿，不管完了没有，也不管你如何劝说，父亲都会立刻上车去军区上班。

　　父亲生病的消息传到了母亲那里，母亲心急如焚，毕竟曾是结发夫妻，心中永远抹不去那番惦记。母亲给南京打电话，要求来看望父亲。父亲的秘书接到电话，毫不客气地说：“你不能来!首长说了，他就是死也不愿意再见到你!”母亲很伤心，却又费尽心思从北京调到了上海，因为这样她就离父亲能近一点。母亲张罗着为父亲寻医问药，却没有人愿意理会她。母亲始终不甘心，硬是来到了南京，和肖永银叔叔联系要求见父亲。母亲的执着感动了肖叔叔，肖叔叔也希望他们能摒弃前嫌，于是，好心安排了一次让父亲和母亲见面的机会。

　　那是在南京军区大礼堂观看演出，父亲带着小黄阿姨正准备入座，一位“了解内幕”的叔叔过来悄悄地告诉父亲：“韩岫岩也来了!”父亲先是感到震惊，随后掉头而去。父亲回到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当时我妹妹就在他的身边，父亲说他的心脏病犯了，妹妹赶紧递水送药，等到好了一些，才听他说出了事情的经过。

　　父亲痛苦万分地说：“幸亏我今天没见着，否则，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当时就会昏过去了!”其实，在父亲的内心深处，虽然母亲深深地伤害过他，但父亲对母亲那刻骨铭心的爱却一直不曾淡去。父亲单独跟我们聊天时，经常把母亲挂嘴边，他总是说，你们的母亲如何的好，并告诫我们：人的一生有两件事是不能选择的，也是永远不能背叛的，那就是你们的祖国和母亲!有一天，父亲在卧室里跟我们一起聊家常，氛围舒适且温馨。忽然，不记得父亲想起一件什么事情，就冲着在阳台上休息的小黄阿姨大叫一声：“韩岫岩……”这一声忘情的呼喊，把我们都惊呆了!当时只觉得空气都凝固了，所有人都呆在了那里，不知所措。

父亲意识到自己喊错了名字，就像犯错的小孩子一样，红着脸、低下了头。我从来没见过他眼神那么呆滞，静静地停在那里，半天不再吭声。是啊，这个父亲念叨了几十年的名字，那么熟悉，那么亲切，却又一直封存和深深地埋藏在父亲的心底。猛然听到父亲呼喊它，怎能不令人震惊啊!

　　经历过一次失败婚姻的磨砺，父亲的性情也似乎变好了很多，我们几乎很少看到他和小黄阿姨发生争吵。唯一的一次，不知是什么原因，小黄阿姨惹恼了父亲，他们在楼上激烈地争吵起来。父亲的暴脾气上来了，我们听到摔东西的声音。我赶紧冲了上去，只见他脱下一只鞋子冲着小黄阿姨扔了过去，小黄阿姨委屈地抽泣着。我赶紧拦住了父亲，真诚地跟父亲说：“爸爸，别生气了!小黄阿姨也挺不容易的，你就多念她的好吧!”父亲居然一下子温和了许多，马上停止发火。这一幕令我动容。父亲已吸取了与母亲婚姻悲剧的教训，学会了宽容和隐忍。

　　就在我们跟着父亲生活得和和美美之际，父亲的病情却开始变得严重。南京军区总医院决定对父亲实行手术检查，腹腔一打开，发现是胃癌。不幸的是，术后他的肠子又破了，造成肠漏……1978年5月10日，一代将星陨落，年仅63岁的父亲英年早逝。叶剑英、邓小平、刘伯承等送来了花圈，邓小平亲自审定悼词，对父亲的一生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中央军委补发了父亲担任南京军区顾问的任命。父亲病故后，母亲悲痛欲绝，她非常想参加父亲的追悼会，却被告知遵照父亲的遗愿不许她参加，母亲因此一度精神恍惚，整日以泪洗面。后来，父亲的骨灰被安葬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了能经常去陪父亲“说话”，母亲又从上海调回北京海军总医院。我也复员回到北京，在商务部上班，又与司机爸爸和美卿妈妈住到了一起。

　　母亲见我年纪老大不小了，却还没有结婚，便四处张罗给我物色对象。在母亲亲自把关下，我与北京某机关的一位干部相恋并迎来了幸福的婚姻。此时的母亲，性情比当年变化了很多，好强的她，开始能够原谅别人的过失。每次我和丈夫闹点小别扭，母亲虽然很疼爱我却从不袒护我，总是劝我想开一点，宽容一点。我丈夫总是说，怎么也想不通这样一个慈母，当年竟会和父亲闹得那样惨烈。我想，这大概是几十年来母亲对自己婚姻的深刻反思、吸取教训的结果吧。

1980年，我怀孕了。当时是高龄产妇，又高度妊娠中毒，整个过程十分痛苦，不堪回首。有一段时间，我出现了流产先兆，当时在海军总院当副院长的母亲把我接过去休养、调理，天天带着我看医生，陪着我打针、吃药、保胎。产后第三天，护士把孩子抱过来，我看了一眼孩子，整个心就全被她占满了。有了做妈妈的感受，我真正体会到母亲反对父亲将我送人的那种心情，那是一种连带着筋、穿透神经的骨肉之痛啊!当年，母亲为了争夺我，一度对我的司机爸爸和美卿妈妈十分怨恨，更是极少与他们来往。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后，母亲也大彻大悟了，不再怨恨他们，还和司机爸爸、美卿妈妈一起照顾我，帮我带孩子。母亲还说她的房子大，让我和司机爸爸、美卿妈妈都过去住。于是，我们全都住到母亲家里，组成了一个热闹的大家庭。在大家的呵护下，我的女儿渐渐长大，顺利升入大学，并成为了一名优秀的模特。

　　母亲一天天地老去，1986年，母亲从海军总医院离休。母亲的时间宽裕多了，就经常将我们兄弟姐妹叫到身边，絮絮叨叨地跟我们讲过去她和父亲的点点滴滴。母亲常常流露出懊恼，后悔当时的固执和冲动，她始终不承认她跟父亲离了婚，还说她从来就没见过他们的离婚证书。母亲的家里，一直都挂着父亲的那张穿着将军服、神采奕奕的彩色大照片。母亲还将自己一张彩照放大到和父亲照片一样大，并排挂在客厅的墙上。每逢过年的晚上，母亲都要做上一大堆好吃的饭菜，摆在父亲大照片下面的桌子上，点上一炉香，再摆上一副给父亲专用的碗筷和酒杯，絮絮叨叨地跟父亲说上一阵儿悄悄话，才开始吃年夜饭，年年如此!

　　有一次，母亲和我们正在山南海北地聊着天，忽然就犯糊涂了，说道：“不跟你们说了，我该给你爸爸做饭去了。”还有一次，母亲听说王家列了祖宗牌位，她便说她是父亲明媒正娶的老婆，要大哥去把她排在王家的牌位里。大哥被她缠得没了办法，只好敷衍说已经给她排了位，她这才安静下来。

　　2007年6月，母亲的病情恶化。临终前一周，母亲挣扎着要到父亲墓前去祭拜。我们兄弟姐妹怎么劝阻都拦不住，最后只得开车将母亲送到了八宝山。下了车，母亲的情绪特别好，竟不让我们搀扶，自己走到父亲墓前。母亲给父亲献上鲜花，一手轻轻地摩挲着父亲的墓碑，深情地喊着父亲的名字：“近山，近山，我最亲密的朋友，我马上来陪你了。”

母亲去世的前一天，二哥陪着她有说有笑，还趁她老人家高兴拍了几张照片。母亲忽然铿锵有力地说：“王近山是我的好朋友、好战友，我要去找我的好朋友王近山去了!”这是母亲所说的最后的话，作为子女，母亲的这句话，给我们带来了多少感慨和震撼啊!

　　6月的一个凌晨，母亲静静地走了，终年86岁。听闻噩耗，我和二哥冲进病房，抱头痛哭……母亲去世后，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与父亲的墓紧紧相邻。每年的清明和父母祭日，我们兄弟姐妹都会带着孩子们一起去拜祭。母亲去世两周年的祭日，我们兄弟姐妹又来到父母的陵墓前悼念父母。看着母亲和父亲紧挨着的墓碑，我顿觉百感交集：母亲和父亲前半生爱得轰轰烈烈，后半生却因爱生罅隙以至反目。如果当初多一些宽容，也许他们就不会分离!现在，他们终于在天国团聚，历经了人生风雨，他们一定更加珍惜了……

文/趣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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