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大名垂宇宙”，翻开中国历史，南阳人所谓的“智圣”——诸葛亮占据着辉煌一页，在民间，他是智慧的化身、是忠诚的典范，他的名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千百年来，流传下来他很多的故事，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刘备“三顾茅庐”和诸葛亮“未出茅庐，已知天下三分”的故事。此刻，展现在我面前的这座宏伟的建筑群，就是著名的南阳武侯祠。

　　十年磨一剑：诸葛亮隐居南阳之谜

　　琅琊诸葛多俊杰

　　诸葛亮，字孔明，汉灵帝光和四年（１８１年）出生在琅琊阳都（今山东省沂南县）的一个官吏之家。据说其出生时，窗外即将放亮发明，其父便为之名曰“亮”，字孔明。

　　关于诸葛亮的家世，应劭《风俗通》、韦曜《吴书》中曾说：“秦末有葛婴，为陈涉将军，有功而诛。汉文帝追录，封其孙诸县侯，因以为氏焉。”“诸葛氏，其先葛氏，本琅琊诸县人，后徙阳都，阳都先有姓葛者，时人谓之诸葛，因以为氏。”

　　《诸城县志》载：“诸葛亮先世诸（县）人也。”《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言：“诸葛亮，字孔明，琅琊阳都人也，汉司隶校尉，诸葛丰后也。”《三国志·吴书·后主传》裴注引《魏略》云：“禅立，谓亮曰‘政由葛氏，祭以寡人。’”《三国志·蜀书·诸葛瞻传》云：“每朝廷有善政佳事，虽非瞻所建，但百姓皆传相告：葛氏之所为也。”这些足以证实诸葛氏本为葛姓。

　　不过，再往上追溯，我也能和葛姓以及这位卧龙先生拉上那么一点儿关系。我老家在许昌长葛，这里曾是上古之时葛天氏部落的族居之地，葛姓即为葛天氏后裔。上古葛天氏之“治世也，不言而信，不化而行，熙熙然自治也”。在葛天氏治理下的和谐部落，被古人称为理想中的自然、淳朴之世。这还是一个善于舞蹈的部落，《吕氏春秋》中记载说：“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就连南宋女词人李清照，也自谓为“葛天氏之民”，可见与古人拉关系，不是我的专利。

　　葛天氏之后有葛伯，为夏代葛国君主，因放纵无道，被商汤杀掉。“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葛亡之后，葛国后裔便以国为姓，传至秦末，有陈胜将军葛婴，有功被诛，至汉文帝时被追录为诸县侯，其子孙迁移至阳都时，为与阳都当地的葛姓相区别，就使用了“诸葛”这个复姓。

　　诸葛氏是琅琊郡的望族，先祖诸葛丰是汉司隶校尉，见“不奉法度”者，即严惩不贷。他曾上书汉元帝，表达其“不待时而断奸臣之守，悬于都市，编书其罪”的决心，并痛斥“苟合取容，阿党相为，念私门之利，忘国家之政”的小人之举。他这种人品和气质，对诸葛氏家族影响很大。诸葛亮的父亲诸葛在东汉末年作过泰山郡丞（相当于先现在的副市长）。诸葛亮少年丧父，跟随叔父诸葛玄生活。

　　诸葛亮一家在曹操与陶谦的大战中失散。当时比较安定的地方，一个是江东孙权的属地，一个是淮南袁术的地盘。哥哥诸葛瑾带着继母一起跑到江东，后经由孙权的姐夫弘咨推荐，与鲁肃一起在孙权身边做了一名宾客，而诸葛玄则带着子侄等投奔了淮南袁术。诸葛玄是袁术称帝后任命的“伪豫章太守”，还未等他到任，东汉朝廷任命的豫章太守朱皓已经到任，诸葛玄不得已，便去襄阳投奔他的故交荆州牧刘表。但刘表“心多疑忌”，且与袁术为争南阳多次激战，因此对诸葛玄的到来颇多猜疑。不久，诸葛玄在郁郁之中病逝（《献帝春秋》说诸葛玄死于建安二年正月），诸葛亮和弟弟诸葛均失去了生活依靠，后来便离开襄阳，北行于南阳卧龙冈定居，靠耕田种地维持生计。

　　与此同时，诸葛亮在徐州还有个从弟诸葛诞，在魏国享有盛名。诸葛诸昆仲之中，诸葛亮、诸葛瑾及诸葛诞在《世说新语·品藻》中有“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的评价。“家兄江东闻，从弟中原达”，但诸葛亮却在南阳卧龙冈上躬耕陇亩，“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他的通达，真是不同凡响；他的志向，也非常人可及。

　　十年磨一剑：诸葛亮隐居南阳之谜

　　八年居此南阳安

　　曾有人说，东汉末年南阳是曹操的势力范围，诸葛亮隐居于此，如何不惧兵火战乱。即便是诸葛亮居此无恙，但刘备与曹操却是冤家对头，他怎么也不可能到敌占区的南阳三请诸葛亮，这无异于蹈虎狼之穴或者说自投罗网。事实真的如此吗？

　　建安二年（１９７年）从父诸葛玄死后，１７岁的诸葛亮只好离开襄阳，在南阳卧龙冈躬耕自食，与烟波钓徒为伍，直到建安十二年（２０７年）才出仕于刘备。在这十年时间里，干戈扰，兵火连绵，南阳自然也不是一片弦歌不辍的乐土。建安元年（１９６年）军阀张济自关中来到南阳，未几死去，由其侄张绣带领其众，屯驻宛城。翌年正月，曹操击张绣至宛，张绣投降，旋因曹操强纳张济之妻，张绣举兵复叛，被曹操击败后，逃奔于穰（河南邓县境），与刘表合势。这年冬，曹操再次南征至宛。建安三年（１９８年）三月，曹操围张绣于穰地，四月，“田丰劝绍（即袁绍）袭许（河南许昌），操解穰围而回”。五月，破张绣、刘表联军于安众（河南镇平东南）。建安四年（１９９年）冬十一月，张绣皈依曹操，跟随他北上攻打袁绍。袁绍是当时势力最大的军阀，曹操不得不兔搏狮子，全力以赴，因而未遑他顾，盘踞于荆州的刘表趁机攫取了南阳。

　　建安五年（２００年）曹操破袁术于官渡（河南中牟）。六年，曹操击刘备于汝南（河南息县）。刘备投奔刘表，刘表“以上宾礼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河南新野）”。七年，曹操击袁绍子袁谭、袁尚于黎阳（河南浚县），“刘表使刘备北侵至叶（河南叶县）”。叶县当时属南阳郡管辖，在南阳以北２００里之遥，可见南阳已在刘表掌握之中，建安八年（２０３年）八月，曹操“征刘表，军西平”。

　　西平在南阳东北数百里，揆诸情理，曹操攻打远在荆州的刘表，至少应把兵力部署在南阳以南至汉水北岸地区，而他只到了西平，联系他前几次攻打张绣均是到宛、至穰的情况看，足以证明南阳周围已为刘表所控制，他无法前进，才军于西平的。从此之后，他有好几年未再征伐刘表。

　　一直到建安十三年七月，曹操才总戎南征。适逢刘表病故，九月，他到达新野，刘表之子刘琮投降，曹操顺利进军江陵（湖北江陵）。从曹操的活动日程可知，自建安四年张绣归降后，曹操四处出征，戎马倥偬，先是破袁绍，接着又攻打袁尚、袁谭，建安十二年又北征乌桓，到这年年底，北方才告平定，其中虽一度攻打刘表，驻到西平便返旆（ｐèｉ）而还，直到建安十三年八月，才腾出手来，再次南征刘表。

　　从建安四年至十二年这八年时间里，曹操忙于征伐，对南阳实在是有心无力，距南阳最近的刘表，当时“从容自保，境内无事”，趁机问鼎南阳，怎能说南阳一直是曹操的势力范围呢？

　　诸葛何时离襄阳

　　诸葛亮在其叔父病殁时才１７岁，尚不到弱冠之年。刘表与诸葛玄是旧交，本应照拂朋友之子，何况他当时手握节钺，生杀予夺，皆可自专，安排诸葛亮在自己幕下供职，不过是举手之劳，但刘表到底没有伸出援助之手。后来诸葛亮娶襄阳名士黄承彦之女为妻，其岳母与刘表的后妇蔡氏是同胞姐妹，刘表是诸葛亮妻黄氏的姨父，刘表子刘琮又娶蔡氏侄女，诸葛亮之妻与刘表之子又是表兄妹，即使有这种背景，刘表仍然不能任用。

　　刘表在东汉末年是以“八顾”之一著称的，但他心胸狭窄，“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因此，怀才抱艺之士，多弃他而去。如“刘备奔表，表厚待之，然不能用”；别驾韩嵩探查曹操虚实，刘表反疑韩嵩通敌，欲杀韩嵩，赖其妻蔡氏说项，才囚而不诛；祢衡为当时名士，刘表不能用，便送给江夏太守黄祖，结果为黄祖所杀。又如庞统、马良、马谡、杨仪、杨等，后来都成了刘备的谋士或战将。

　　刘表并不是不尊重人才，也不是不想得到人才，而是他太注重已经成名的大家，不屑于那些崭露头角的“小荷”，这就导致了人才群在他眼皮子底下，他却视而不见的情况。当时襄阳有一大批“杰出青年”：诸葛亮、庞统、徐庶、孟公威、石广元等，当时都很年轻，也都没什么名气，因此根本就不在刘表视野之中。

　　诸葛亮对刘表没有过多的直接评论。他在《草庐对》中曾对刘备说：“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其主”应指刘表，这里即蕴含着诸葛亮对刘表的评价。诸葛亮对刘表的看法，当然应是他自己多年观察的结果，但也不排除庞德公（庞统的叔叔）、司马徽（诸葛亮的老师）等人对他的影响。在《世说新语·言语》注引《司马徽别传》中说：“徽字德操，颍川人。有人伦鉴识，居荆州。知刘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谈议时人。”除庞德公、司马徽之外，裴潜、杜袭、和洽对刘表也有贬词：“刘牧非霸王之才，乃欲西伯自处，其败无日矣。”（裴潜语）“昏世之主，不可黩近，久而阽危，必有谗慝（ｔè）间其中者。”（和洽语）

　　诸葛亮一生谨慎，尤其在择主的问题上，他有着苛刻的条件：那就是具有雄才大略、审时度势、礼贤下士、“以复兴汉室为己任”的一代英主。刘表居安自保，充其量是个据守一方的军阀而已，诸葛亮怎么可能将自己的前途、命运，特别是自己的政治抱负，寄托给这样一个人呢？历史注定刘表不会用诸葛，诸葛也不会选择刘表。于是，诸葛亮选择了离开襄阳，时间很可能是建安四年（公元１９９年）左右，这个时候，南阳已经结束战乱，安定下来。

　　他这一走，却给后世走出了许多纷争，许多纠葛。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语文》第六册第五单元，节选了两篇关于诸葛亮的古文：一是《隆中对》，二是《出师表》，如此集中地反映一个历史文化现象，在解放后的教材中还是第一次。可是，在教材使用中，人们却发现了许多问题。

　　首先，《隆中对》的题解中注明：“隆中，山名，在现在的襄樊。”这倒不错。其次，在《出师表》中对“躬耕于南阳”的解释是：“南阳，郡名，在现在湖北襄阳一带。”这倒让人纳闷了：湖北的襄阳在汉代属南郡，与南郡一水之隔的南阳郡辖３７县，是并立的两个郡，南阳什么时候到南郡去了？第三，教材前边的彩页上，上边是岳飞书写的《前出师表》，下边是隆中的武侯祠牌坊，给人的感觉是岳飞书写《前出师表》是在隆中所为。岳飞在南阳武侯祠一气呵成的书法名篇《前出师表》，这可是没有争议的！更见“技巧”的是岳飞的这篇书法有头有尾，就是没有“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的话，因为这是诸葛亮说的，如果有了这句话，躬耕地的“隆中说”岂不是动摇了？把这三处联系起来看，似乎存在一条明显的逻辑推理：《隆中对》应是在隆中的谈话（其实应该是《草庐对》），南阳又在襄阳，岳飞书法《前出师表》和古隆中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样，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似乎真的是千古铁案了。

　　正当人们对国家颁布的通用教材何以出现如此错误问题而百思不得其解时，２００３年７月１８日《襄樊晚报》刊发了该报记者释喻的文章——《〈隆中对〉复出的背后》，该文用五个部分（起源、提案、奔波、成功、声音）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襄樊方面为使《隆中对》重上语文教材而五上北京“做工作”等一系列鲜为人知的内幕。文章还引用一学生家长的话说：“当我们的孩子长大成人后，就不会再有襄阳、南阳之争了，毕竟在教科书上已经把这件事情说得很明白了。”他们“明白”了，我们却糊涂了——到底诸葛亮躬耕在南阳，还是襄阳？

　　南阳、襄阳的躬耕地之争，绝不是从兹而始，但为了争名人诸葛亮的“躬耕之地”，竟然不惜五上北京“做工作”，这种事情也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不知道诸葛亮地下有知，听到这样的事会哭还是会笑，抑或是哭笑不得。

　　诸葛躬耕在南阳

　　关于诸葛亮受刘备三顾之地的最初记述是在蜀汉建兴五年（公元２２７年）诸葛亮出师北伐前所作的《出师表》中：“臣本布衣，

　　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西晋陈寿在其所著的《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全文收录了诸葛亮的《出师表》。

　　至东晋时期，王隐所撰《蜀记》称隆中有诸葛亮“故宅”及习凿齿的《汉晋春秋》称隆中隶属南阳郡邓县，由此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南阳、襄阳躬耕地之争。自习凿齿肇始，南北朝时期不断有记载襄阳隆中与诸葛亮有关的文献，郦道元为《水经》作注时，根据东晋时期的王、习诸说，再加上自己的臆断，将诸葛亮的“家”、“宅”明确为躬耕之地，自此而后，诸葛亮躬耕襄阳隆中说正式形成。

　　此后唐、宋、元、明诸代，议者纷纷，争持南阳、襄阳者各执其说，互不相让，明代《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未知孰是，在书中既说襄阳三顾，复云南阳躬耕，云里雾里，让人不明就里。至清代时，双方争执到水火不容的地步，以至于当时在南阳任知府的顾嘉蘅作了这样一副对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虽意图息事宁人，但却并不能让双方心服。

　　１９８７年，国家决定发行“三顾茅庐”邮票，“三顾”事件发生于何处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因此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国的学术之争。待到邮票问题尘埃落定，南阳方面小胜一局的情况下，却又出现了舆论大哗的“教科书事件”，本报曾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教科书事件中的南阳襄阳躬耕地之争，已经不再是一场学术之争，而是变成了一种利益之争。”

　　《隆中对》这个名称，其实本应作《草庐对》。陈寿整理《诸葛亮文集》的时候，用的还是《草庐对》这个名字，至南朝梁昭明太子《文选》收录此文时，惑于习凿齿《汉晋春秋》所言，定名《隆中对》。后世以讹传讹，而清代流传最广的古文读本《古文观止》也沿用了这个说法，这大概就是中学语文课本的主要依据。

　　之所以会出现襄阳与南阳的“躬耕地”之争，是因为诸葛亮既曾生活在襄阳，又与南阳有着不解之缘，他是先随叔父到襄阳投奔刘表，又因叔父病亡自己不愿投靠刘表，转入南阳并躬耕于此，所以襄阳有诸葛故宅，南阳则为躬耕之地，三顾茅庐的事就发生在卧龙冈上。

　　隆中原本属南郡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明确无误地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所以，南阳的武侯祠应当是名正言顺的。襄阳方面则说，诸葛亮隐居隆中，而隆中当时属南阳郡的邓县。因此隐居隆中即躬耕南阳，隆中才是诸葛亮真正的隐居之地。这是南阳、襄阳两地争论的焦点。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汉代的南阳郡究竟包括不包括隆中？

　　“隆中”这一地名，较早出现于东晋王隐《蜀记》及习凿齿的《汉晋春秋》。《蜀记》曰：“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犍为李兴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这里的“隆山”是否即今日隆中呢？并不一定。因为李兴谓“天子命我于沔之阳”，这个“阳”字值得研究。中国古代一般是山南水北曰阳，汉代也不例外。这里的“沔之阳”，指的应该是汉水以北，那就显然不是今日汉水以南的隆中了。

　　习凿齿的《汉晋春秋》讲得明确一些：“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然而，习凿齿“隆中属邓县”的说法，目前尚未从汉晋的史籍中找到根据。南阳郡之得名，基本上符合古代山南水北之意。《史记·秦本记》载，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２７２年）“初置南阳郡”。注引《正义》曰：“秦置南阳郡，在汉水以北。”东汉时期，著名的科学家、南阳人张衡曾表述自己的家乡为“陪京之南，居汉水之阳”。即是说，南阳在洛阳之南，居汉水以北。《晋书·地理志》记“荆州”时，曰：“六国时，其地为楚。及秦……以楚之汉北立南阳郡。”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也说：“秦置南阳郡，以南山之南，汉水之北也。”这些记载，都说明汉代的南阳郡是在汉水以北。而襄阳则隶属于南郡。据《秦会要订补》中的《名胜志》引习凿齿《襄阳记》曰“秦兼天下，自汉以南为南郡”。看来，秦汉时期的南阳郡和南郡是以汉水为界的。当然，这种以汉水为界的并不绝对。它只是就一个大的区域范围而言，即南阳郡的大部分地区在汉水以北。因为秦置南郡、南阳郡之初，以汉水为界，汉代已开始突破了这种界限，如南阳郡之武当、筑阳两县在汉水以西即是。然而就山都到襄阳东的百余里地而言，直到东汉末年，两郡仍以汉水为界。

　　若参照《中国历史地图集》，这个问题就更清楚了。汉水自武当县起，从西北向东南流。过了山都县（今湖北谷城南），则开始向东流。襄阳东地又折向南流。一般所说的汉水南北即是指从山都南到襄阳东这一百多里间。既然南阳郡和南郡在此以汉水为界，位于汉水以南的隆中怎么能属南阳郡的邓县呢？难道隆中竟成了“阿拉斯加”一样的“飞地”？

　　再从南郡和南阳郡建立的时间来看，南郡建于公元前２７８年（《史记·秦本记》载：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南阳郡则建于前２７２年。南郡的建立早于南阳郡六年，秦在汉水以南置南郡时，不可能独独留下一个隆中，六年以后再划归汉水以北之邓县。另外习凿齿自己关于襄阳、南阳的记载也多歧异之处。习凿齿既在《襄阳记》中说“秦兼天下，自汉以南为南郡”，未言汉代有所改易，又说隆中属汉北之邓县。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

　　刘备至襄罪“擅兴”

　　刘备三顾诸葛草庐，那么诸葛亮的草庐或者说他的躬耕地，应当在什么地方呢？以古代将领领军之通制，应在刘备驻屯的新野城附近的某个地方。

　　我们可以从刘备与刘表的关系看躬耕地的所在。刘备来到荆州后，从军队到驻兵地乃至军粮的供给，无一不是从刘表手中得到的，事实上已经成为刘表麾下的部将，自然要处处受其节制。况且新野之地北有强敌曹操，南有“带甲十余万”的刘表，而刘备自己势单力薄，不敢轻举妄动，“备时羁旅，客主势殊”，只能老老实实地寄人篱下，为刘表防守荆州的北大门。

　　尽管刘表对刘备是“以上宾之礼待之”，然而并不信任他，此中主要的原因是刘表“惮其为人”。刘备自起兵以来的１０多年里，始终没有争取到自己的固定地盘，掌握的军队数量也不多，他先后投靠过曹操、袁术、袁绍等人。由于他暗中培植个人政治势力并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时间不长，不是被人驱赶出去，就是他叛离对方。因之时人如曹操、孙策兄弟以及陆逊等人都骂他是“奸猾”之人，刘备朝三暮四，对他的为人刘表心里颇为清楚。而刘表在性格上又恰恰是个“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的心胸狭窄之人，所以他对刘备表面上虽然“厚待之”，但在内心里却是很不信任的，“然不能用”，“不甚信用”。

　　建安十二年春夏之际，曹操北征乌桓，这时“刘备说表袭许，表不从”。曹操率军北上亲征，趁其后方兵力空虚，刘备建议攻打许都，应该说这个建议是正确的，但是刘表对他怀有戒心，并未采纳。为笼络刘备，刘表有时把他请到襄阳来“宴会”一番，做做“外貌儒雅”的表示，以安抚其心，让刘备防守好北大门，但对其始终是采取不信任的态度，“重任之则恐不制，轻之则刘备不为用”，所以刘表不能不对之多加防范。随着刘备在新野驻屯日久，影响逐渐扩大，刘表对他的戒心就更大了，“表疑其心，阴御之”，对其警惕性更高了，不会允许刘备随意到自己政治和军事重地襄阳来的。而刘备对刘表的此种态度不会没有觉察，无奈自己正处于走投无路之时，没有办法。

　　秦汉时期有普遍实行的著名军法——“擅兴法”，此法规定：率兵将领未经皇帝或上级主将的命令擅自发兵，或是将领擅自出界、离部，都要受到军法的严厉制裁。《汉书·功臣表》载：“侯李寿坐为卫尉居守，擅出长安界，送海西侯至高桥……诛。”李寿乃京师宿卫军官，未经允许擅自离开长安城送客，依军法被处以死刑。又《汉书·王尊传》载：“护羌转军校尉王尊，于押运军粮途中，遭羌族军队包围，尊以千余骑突羌贼，功未列上，坐擅离部属，会赦免归家。”可见军法规定了对将领擅自出界和离部是要严惩不贷的。

　　汉末军阀混战乃至三国鼎立时期，军阀们对各自的率兵将领和士兵都控制得极为严格，因之也都在坚持实行“擅兴法”和“士亡法”。曹操“时天下草创，多捕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孙权“时法：谋叛，刑三族”。实施此法的目的不外乎牢固掌握将领和军队，把握战机，以取得战争胜利。

　　寄人篱下的刘备自然懂得违反“擅兴法”的结果，只能忠于职守，在刘表指定的驻军范围内活动，不敢越雷池一步，没有刘表的命令他是不敢擅自兴兵或外出的。建安七年“刘表使刘备北侵至叶”，建安八年刘表“使（备）拒夏侯、于禁等于博望”。说明刘备的军事行动是受刘表节制的，没有刘表的命令他绝不能擅自行动。

　　从新野到襄阳（今湖北襄樊市）直线距离有一百多华里，古代军将最方便的交通工具莫过于骑马。刘备三顾诸葛草庐，兴师动众，惊动乡里，刘表对此不会没有耳闻，这肯定会触犯他的“疑忌”之心，而且刘备的举动一旦超出新野地界，擅离部属，就违反了“擅兴法”。刘备绝不会冒此风险，到襄阳的隆中去访求诸葛亮的。因此诸葛亮的躬耕地不可能在襄阳隆中。

　　掩映于苍松翠柏中的南阳武侯祠，是诸葛亮当年曾经结庐居住、荷锄躬耕的地方。全国目前尚保存九处武侯祠，南阳武侯祠仅次于成都的武侯祠而位居第二，位于南阳市区的卧龙冈上。据说从晋代开始，南阳人就在卧龙冈上建祠修院，对诸葛亮进行纪念。以后历经兵火，屡建屡毁，直到清康熙年间才又按照原貌再次重建。

　　在元、明、清历朝的《南阳府志》中称：“卧龙冈在南阳府西七里，起自嵩山之南，绵亘数百里，至此截然而止，回旋如巢，然草庐在其内……其下平如掌，即侯躬耕处。”这一段文字描述了卧龙冈的地理形势，它绵亘数百里，宛若一条回旋的巨龙。显然，这里是风水宝地，因号曰“卧龙冈”，诸葛亮则选择于此躬耕陇亩，并因地而“藏修发迹”，人称“伏龙”或“卧龙”。明《地理志》曰：“时人喻孔明为卧龙，因号其冈云。”明代将领俞大猷在《重建诸葛亭记》称：“昔诸葛亮先生躬耕南阳时，人以‘伏龙’称之，故名曰其所居之冈曰卧龙冈，是山因先生而得名也。”不论是人因地而得名或山因先生而得名，都说明诸葛亮在南阳卧龙冈居住过，卧龙冈即武侯躬耕之处。

　　过千古人龙石牌坊，高冈上矗立着南阳武侯祠的大门。大门为清代门楼建筑，单檐歇山，面阔三间，前面出廊，并且有四个正方形石柱。柱上端有花棂窗相连。四角挑梁，挑梁下各系一个风铎。门楼前一对威武石狮分立左右。从门前台阶望去，朱门青瓦，器宇轩昂，尤显气势。大门的左侧，立着清代光绪年间所立的“汉武侯躬耕处”石碑，似乎在向过往的游人诉说那一段令人难忘的往事。

　　十年躬耕磨一剑

　　南阳是汉光武帝刘秀“龙兴之地”，是当时全国知名的大都会，其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发展居全国领先地位，被南阳人誉为“科圣”的张衡以及举世皆知的“医圣”张仲景都于此诞生和成才。这样的环境使得躬耕于此的诸葛亮时刻把握着时代的脉动。那时候中原大乱，在荆州避乱的还有一大批青年才俊，如颍川郡的徐庶、石广元，汝南郡的孟公威和博陵郡的崔州平等人。他们经常聚会，除了切磋学问，还能交流信息，讨论天下局势。这既可说是一个文化沙龙，又是一个了解时事的俱乐部。在这种环境中，诸葛亮的学问、见识不断得到提高。表面上他是在卧龙冈当“耕夫”，实际上是在读“高等研究院”。

　　诸葛一家和荆州豪门一向有往来，诸葛亮的两个姐姐，大姐嫁给了蒯家蒯良的大儿子蒯祺，二姐嫁给了庞家的庞山民为妻。当时荆州的地方势力是以庞、习、黄、蒯、蔡为首的家族所把持，庞家以庞德公为首，蒯家则是蒯良、蒯越，黄家则是黄承彦，习家则是习祯、习询、习竺数人，蔡家则是蔡讽。这些大家族各有联姻，而以庞家为首的地方势力并不看好刘表，刘表在荆州的数年庞德公拒不出仕，刘表只能依赖联姻，娶了蔡瑁的妹妹即蔡讽最小的女儿为妻，蔡讽的大女儿则是诸葛亮的岳父黄承彦的妻子。

　　诸葛亮曾拜庞德公、司马徽为师。庞德公是当地很有声望的大名士，学问深，见识广，不少有才干的人经常去拜访他，听他对时局的分析、见解。诸葛亮也经常去登门求教，而且每次都是“独拜床下”，非常恭敬。庞德公很器重诸葛亮，认为诸葛亮是个有抱负的青年，将来必定能干出一番事业来，称诸葛亮为“卧龙”，就是把诸葛亮比喻为“隐居”的俊杰。当然这只是个比喻，不是讲孔明真正在隐居。

　　司马徽是北方士人，老家在颍川郡，为避乱到荆州。他对经学、史学都有很深的研究，一些远方青年慕名随他到荆州求学。当时的学者讲究对古代文献逐字逐句地解释和考证，搞得很复杂、很繁琐，而这些知识对于治国安邦则毫无用处。司马徽则非常注重儒家经典中的思想内涵，务求领略古人学说中的精髓。诸葛亮受他的影响很深，史书上说他读书“独观其大略”，也就是看个大概。这绝非不求甚解，相反，他很善于领会书中的实质内容，而且勤于思考，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他曾经广泛地学习过诸子百家的经典，其中更多的是法家韩非与申不害等人的著作。

　　诸葛亮结交士林，既增进了学问，又扩大了名声，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就是司马徽和徐庶推荐的。诸葛亮一方面通过读书、交友、拜师，增长学识和才干，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一方面留心时事，观察时局变化，注重联系实际，做到学以致用。这样年复一年积累，逐渐走向成熟，为出山登上政治舞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可见，在南阳生活的十年，是诸葛亮成长为一个有志向、有见识、有才干的知识分子的关键。著名的《草庐对》就是这方面最好的说明。这十年，不是隐居的十年，而是不断磨砺自己、不断成长的十年。当初的卧龙冈上，孕育出这样一个“千古人龙”。

　　择妇不为攀高门

　　诸葛亮在南阳期间，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娶了妻室。据说诸葛亮的妻子长得不好看，是位丑女。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引《襄阳记》说诸葛亮的成亲也是破除世俗观念的，没有媒妁之言，是他的岳父黄承彦自己找上门来，问诸葛亮：“闻君择妇，家有丑女，黄头黑发，而才堪相配。”诸葛亮立即许之，黄承彦即载送其女至南阳卧龙冈，以致时人以为笑乐。

　　诸葛亮的仪表非常出众，《三国志·诸葛亮传》中说他“身长八尺”，按现在的计量方法，就是１。８４米左右，是个大高个。《三国演义》描述诸葛亮说：“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眉聚江山之秀，胸藏天地之机，飘飘然当世之神仙也。”再加上他学问又大，人品又好，简直是“钻石王老五”。中国人历来讲究“郎才女貌”“英雄美女”，当时的周瑜与小乔、吕布与貂蝉，都是传颂千古的标准姻缘，为什么诸葛亮偏偏娶了一位丑女为妻呢？

　　黄老太爷作为荆州名士，想把女儿嫁给这个后起之秀，于是提了亲。那时候，“竹林七贤”还没出生，世风也并不尚任诞通脱，黄老太爷学的是陈藩、李膺这种“以天下名教为己任”的传统士族做派，其中很重要的一条，也是中华民族的美德：谦虚。黄小姐即使真长得和貂蝉一样沉鱼落雁，做父亲的也不可能把自己女儿吹嘘得闭月羞花。

　　更何况，那时候的社会风气远没如今开放，在魏晋风气极盛的时候，陈寿让丫环给父亲送药，走在路上让人看见了，立刻被弹劾罢官，何况是建安初年！作为名士的女儿，黄小姐不可能在外抛头露面，因此，南阳当地人看到黄小姐的可能性不大。

　　唯一比较可信的是，当诸葛亮被问起他太太或准太太的时候，秉着和岳父一样谦虚谨慎的态度做了回答。因此那句“孔明择妇”的乡谚，就极可能是当时名士圈里的朋友听了答案，而后作歌调侃。一般老百姓不大可能用“择妇”这样文雅的词进入俚歌，也不可能直接称呼与荆襄高层有密切联系的黄家翁婿为孔明和阿承。

　　黄小姐的母亲是当时荆州刺史刘表后妻蔡夫人的亲姐姐。蔡夫人的美貌和手腕都很不一般，不然刘表也不会对她千依百顺，以至于变相放逐了自己的儿子，使得蔡氏一族的势力空前膨胀，在史书上留下个“溺于后妻”的考评。而既然蔡夫人是美人，嫡亲的妹子也绝不会丑到哪里去。黄承彦得以娶到蔡家小姐，成为刘表的连襟，除了他本身的名士地位以外，容貌举止方面也绝不该猥琐而粗鄙，反观同样是大名士的司马徽，因为其貌不扬，终究娶了个无名的太太。因此，有了父母双方的血统保证，黄小姐充其量姿色平平，只要不是基因突变，绝不可能貌如东施，丑陋无双。因此，有理由相信诸葛夫人长得并不难看，只是不像孙策、周瑜的大乔、小乔那么漂亮罢了。诸葛亮择妇重才而不重貌，所以黄承彦特地讲到“才堪相配”，诸葛亮一听立即答应。

　　当地还有这样一个传说，黄承彦的女儿名叫黄月英，小名阿娇，长得花容月貌。听说诸葛亮学识人品俱佳，很倾慕他，于是托父亲主动提亲。她让父亲在诸葛亮面前说自己很丑，看他是不是一个以貌取人的凡夫俗子。没想到诸葛亮很爽快地答应了。结婚那天，黄月英头上盖着一块红布，她想试探一下诸葛亮是不是真的心甘情愿毫不犹豫地去揭红盖头。没想到诸葛亮真的二话没说就揭了盖头。面对花容月貌的黄月英，诸葛亮以为弄错了。这时一脸喜气的新娘才道出了原委。据说，后来人们结婚，姑娘的红盖头就是从黄月英那儿学来的。

　　诸葛亮有志于仕途，以期施展他的才能和抱负，这是无疑的。但依据诸葛亮的人品，绝不会用婚姻或亲戚关系来作为入仕的“敲门砖”。诸葛亮在出山之前，确实跟荆州一些名门大族有婚姻与亲戚关系，但他并没有利用这个关系。他交结的大族名士如庞德公、黄承彦都是淡于名利之人。刘表曾亲自去请庞德公进府，庞德公没有去，反迁到鹿门隐居。黄承彦跟刘表是连襟，也没到刘表府中做官。诸葛亮结交他们，主要是仰慕他们的学问和品行。诸葛亮的二姐还嫁给了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相反，对在荆州位居要职的刘表、蒯越、蔡瑁，诸葛亮跟他们则很疏远，史书中也未曾提到诸葛亮跟他们有什么交往。如若诸葛亮择妇是为了入仕做官，恐怕不用刘备去请，他早就在刘表手下当差了。

　　要说诸葛亮的婚姻和亲戚关系对个人成长有什么好处，主要是对于提高他的名声有利。而这种名声，同诸葛亮本人的才智是一致的，不是哪个人为他造势所造出来的。“娶妻勿过美”是前人的古训，诸葛亮志在事业，寻求的是贤内助而不是美娇娘。黄氏过门后两人相敬相爱，尽管２０多年没有生育，诸葛亮也没有半点嫌弃。

　　“丑妇”助夫成伟业

　　诸葛亮六出祁山，威震中原，发明了一种新的运输工具，叫“木牛流马”，解决了几十万大军的粮草运输问题，曾革新“连弩”，可同时发射１０箭，万弩齐发，出奇制胜，魏国大将张、王双都是死在这种武器之下，这些据说都是黄月英的功劳。据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记载：有一次诸葛亮在家中招待宾客，“友人毕至，有喜食米者，有喜食面者。顷之，饭、面俱备，客怪其速，潜往厨间窥之，见数木人舂米，一木驴运磨如飞，孔明遂拜其妻，求传是术，后变其制为木牛流马”。此外，诸葛亮五月渡沪，深入南中，七擒孟获，为避瘴气而发明的“诸葛行军散”，“卧龙丹”据说也是他的“丑媳妇”教给他的。

　　诸葛夫人的这些“异能”甚至影响到了蜀军的兵制，使他们更重视技术兵器的使用，而不单独依赖军人的勇猛。蜀军在武器制造上面下了很大工夫，摧山弩、浦元刀、孔明灯，后来到晋朝将领之间还以诸葛时代的筒袖铠作为珍贵的礼物，因为它能够挡住飞箭，其他朝代的军队很少有如此重视技术兵器的，大多是谋略型的军队。

　　这样看来，这位诸葛夫人倒和春秋时期的著名丑女无盐有几分相似，无盐小姐凭着纵横捭阖的雄辩，嫁给了齐国的真龙天子；黄家小姐在传说中靠着过人的才思，嫁给了三国时期的卧龙。

　　入蜀以后，诸葛亮身为丞相，贵为武侯，忧劳国事，日理万机。教育子女的责任自然全部落在他这个“丑媳妇”的身上。诸葛瞻后来奉命镇守绵竹，邓艾兵临城下，不受威胁利诱而壮烈成仁，他的儿子诸葛尚也同时殉国。晋代一统天下后，曾诏诸葛亮的第三个儿子诸葛怀到洛阳封赠显爵，诸葛怀上表说：“臣家在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衣食自有余饶；才同棂栎，无补于国，请得归牖下，实隆赐也。”晋武帝司马炎只得顺其志向，可见诸葛亮的遗训和诸葛夫人的遗泽，仍然在他们后代的身上散发出圣洁的光辉。

　　进南阳武侯祠的大门，拾级而上，穿过镌刻有“汉昭烈皇帝三顾处”的石碑坊和仙人桥，迎面就是祠院的主体建筑——大拜殿。殿内塑有诸葛孔明像，纶巾羽扇，神态飘逸，俨然如生。两侧是其子诸葛瞻、其孙诸葛尚的塑像。过了大殿，就来到武侯祠的正中央，看到了蓬松如伞、古朴美观的诸葛草庐，这就是诸葛亮当年隐居攻读的地方。

　　草庐高４米，八角攒尖式，每角悬挂一风铃，上覆茅草，木雕门棂，周匝回廊，梁枋彩绘，素雅美观。草庐外的门楣上悬挂匾额一方，上书“诸葛草庐”，是郭沫若先生于１９７３年４月题写的。草庐内的门楣则为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所题的“诸葛庐”。

　　南阳，是诸葛亮成才的摇篮；草庐，是刘备、诸葛亮君臣三顾相见，如鱼得水的场所。它没有色彩缤纷的雕梁画栋，也没有恢弘的壁画浮雕，然而，这简陋的草屋，却造就了一代运筹帷幄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自来宇宙垂名布衣有几，能使山川生色陋室何妨”？综观中国古史，为将为相之人多矣，而布衣躬耕，受三顾而起，为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者，当首推诸葛武侯。南阳诸葛草庐，因“三顾”闻名于世，“一对”彪炳史册，流芳千古！

　　刘备三顾若有无

　　在近１０年的躬耕生涯中（１９９年——２０７年），随着年龄的增长，诸葛亮的思想逐渐成熟，形成了自己的抱负。他踌躇满志，出语不凡，“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不甘一生就做个默默无闻的诸葛村夫，而“时人莫之许也”。虽然他的朋友徐庶、崔州平、孟公威等都很佩服他，但外界却对他相当陌生。

　　远的像曹操，求贤若渴，并不知道诸葛亮其人。孙权在江东极力延揽人才，也没有通过诸葛瑾来请诸葛亮出山。刘表与诸葛玄是旧交，也未曾礼请过诸葛亮。就是近在咫尺的刘备，竟然也长期不闻诸葛亮之名，直到赤壁之战前夕的２０７年，刘备才从徐庶口中得知诸葛亮，从而三顾茅庐。可见诸葛亮当时只是普通的一介书生而已，并不是名满天下、屡请不动的“卧龙”先生，因此，就有了另外一种说法。

　　据《魏略》和《九州春秋》记载：“是时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荆州次当受敌，而刘表性缓，不晓军事。亮乃北行见备，备与亮非旧，又以其年少，以诸生意待之……”后来刘备自顾自编帽子，被诸葛亮谏阻，才注意到这个年轻人，“备由此知亮有英略，乃以上客礼之”。这个说法，让人很是困惑，到底是亮“北行见备”，还是刘备三顾茅庐呢？历史到这里似乎成了一笔糊涂账。裴松之认为，有陈寿的《三国志·诸葛亮传》及《出师表》为证，“三顾茅庐”的真实性不容置疑。而经学人考证，《魏略》关于此事的记述很粗疏，不可以为信史。

　　初看《三国演义》时，我对刘备的表现很不以为然，动不动就哭，简直就是个软弱的受气包；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既做作又虚伪，绝对是不成器的家伙；数易其主，不断奔逃，最后弄得连落脚之处也没有了，只能托庇同宗为生；反复无常，时谋反叛，不讲情义，鸠占鹊巢，就这样“流氓”式的人物，怎么竟成“智圣”诸葛亮忠心耿耿、一生追随的人主？

　　但仔细一回味，却觉得不是那回事，曹操曾说“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再看《三国志》，诛车胄、杀蔡阳、烧博望、战赤壁、征四郡、收西川、取汉中……这都是刘备亲自指挥的胜仗，而“鞭打督邮”之事，也不像《三国演义》中所说的是张飞所为，而是刘备自为，为此他不得不弃官逃命，可见其性格中有不折腰的一面。其耻居人下的性格，使他在播乱蓬转之中始终信心十足，先后依公孙瓒、陶谦、吕布、曹操、袁绍，却又先后离去，虽然给人以朝秦暮楚之感，事实上却是生存能力极强的表现，其依附时是座上宾而非墀下奴，其离去时是高飞而非潜遁。因此，世人称其为“枭雄”，极言其鹰扬虎视、天纵才华。

　　刘备最了不起的是他的韧性，也就是面对失败百折不挠的精神。凭着这一点儿，他就像是石缝里的种子，在那个军阀混战的年代用枭雄的作为寻找时机，“使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而三顾茅庐后的鱼水相契，终于使这只蛟龙有了腾飞的希望。

　　江东贤亮难尽亮

　　诸葛亮出山之后，孙权亦欲招贤，据《江表传》记载：“玄德昔遣孔明至吴，孙权谓诸葛瑾曰：‘卿与孔明同产，且弟随兄，于义为顺，何以不留孔明？孔明若留从卿者，孤当以书解玄德，意自随人耳。’诸葛瑾回答说：‘弟亮以失身于人，委质定分，义无二心。弟之不留，犹瑾之不往也。’”

　　从诸葛亮与刘备的关系来看，“草庐对”后的刘备与诸葛亮可谓“情好日密……犹鱼之有水”。裴松之有言：“观亮君臣相遇，可谓稀世一时，终始之分，谁能间之。”裴氏还断言：孔明何等样人，他与刘备水乳交融的关系甚至超越了刘备与关羽、张飞的旷世兄弟情，而达到神而化之的境界。即使孙权让他尽展才能，孔明也根本不可能投向孙权。

　　孔明当年之所以慨然“许先帝以驱驰”，却也不能不归结为刘备愿意“咨臣以当世之事”这一事实，刘备的言听计从，对诸葛亮至关重要。我们发现智慧过人的诸葛亮很少有与他人商议、相与定计的必要。他的智力既高出众生，谋略又周赡完备，他要求别人的，便只是忠实地贯彻。由于诸葛亮没有帝王之心，所以，一个能让诸葛亮尽展才华同时又能让他对其品质由衷感佩的人主，如刘备，便自然成了诸葛亮的首选目标。

　　抗拒住一时名利的诱惑，投身前景并不光明的刘备，这说明诸葛亮比别人有远见，他追求的不是一生一世的功名显赫，更不是所从属政治集团的整体“事业”，而是“光昭将来，刊载不朽”的万世美名。同时，他也看中了刘备人才匮乏的现状将给自己提供无比广阔的发展空间。对待东吴的拉拢，他巧妙地回答：“孙将军可谓人物，然观其度，能贤亮而不尽亮，吾是以不留。”孙吴不能“尽亮”的真正原因，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好位子都叫别人占了”。

　　面对人才更为充盈的曹魏，诸葛亮则更是“立场坚定”。入蜀后，他曾为投魏的好友徐庶和石韬叹息道：“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见用乎？”一生谨慎的诸葛亮，偶然有这么一次的“真情”流露，便立刻显现了自己“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真实思想：自己不曾“沦落”到一个“多士”的势力集团，因而成为一个三等帝国中的一枝独秀。

　　随着时间的推移，全国各路军阀的优劣越来越清楚。在外人看来，刘表不习军事，“虑既不远，其子又劣”。“事势终必无成，恐一朝众散，并受其祸”（《资治通鉴》卷６５），不是一个成霸业的材料，这样的人诸葛亮是不愿与之合作的。袁绍出身四世三公之家，但“外宽雅，有局度，忧喜不形于色，而内多忌害”（《三国志·袁绍传》），刚愎自用，不纳良策。这样的人在诸葛亮看来，是不足与之谋的。曹操虽然精于用兵，然为人奸诈，用人多疑，滥杀无辜，在他手下为人难保平安，更何况曹操手下的智囊团已经形成，年轻的诸葛亮参与进去，能否被重用还是个问题。

　　诸葛为何不辅曹

　　诸葛亮不辅曹操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诸葛亮早孤很可能与曹操有关。从诸葛兄弟的卒年和年龄推算可知，诸葛瑾（１７４年——２４１年）大诸葛亮（１８１年——２３４年）七岁。诸葛瑾少年时代，曾经到都城洛阳游学。游学时间，大致应该是灵帝末献帝初（１９０年左右），也就是黄巾之乱已息、董卓之乱未起的这个空当，时间不会太长。因为母亲去世，丁忧回乡，史称“居丧至孝，事继母恭谨，甚得人子之道”。由此可知，当时诸葛还活着，否则无法续弦（继母和父妾是两码事），这时诸葛亮大概十岁。诸葛玄接受袁术的任命赴任豫章太守的事，大概在建安元年（１９６年）。此时诸葛已死，所以诸葛亮和诸葛均跟着叔叔诸葛玄生活，一块儿到豫章上任。由上可知，诸葛死于公元１９０年——１９６年之间。

　　查看史书上的战争记载，有一种可能性非常大的推想是，诸葛是被曹操的士兵杀死的。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曹操的父亲曹嵩被陶谦的部下杀了。曹操一为报父仇，二为抢地盘，遂大兴屠城之师，在徐州这一大块儿地方，杀了个不亦乐乎——尸堆成山，血流成河，是汉末三国时期的一次著名的大劫难。

　　诸葛家族的聚居地阳都，正在劫难的范围之中，诸葛的任职地——泰山郡则是曹操报仇屠杀的主要对象。当时曹操命令泰山太守应劭负责迎接他父亲，结果出了事，曹氏一家被杀了不少人。应劭惧祸，跑到袁绍那里避难去了。诸葛是郡丞，太守的副手，恐怕没有太守大人这样的福气，不是困守孤城，就是跑回老家，极有可能成为曹操的泄愤对象。因此可以推想，诸葛极有可能是死于曹兵之手。诸葛亮一生立志伐魏，和魏国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也是否源出于此？

　　这件事情虽然只是建立在推测的基础之上，未必可信，但在诸葛亮对未来的选择中，却不会不考虑情感的因素。祸乱家乡的贼子、颠沛流离的生活，一切的一切，都与乱世枭雄——曹操有关，少年时的痛苦历程，势必影响诸葛亮对未来谋主的选择。

　　一个个割据政权，一个个军阀谋主，在诸葛亮心目中各有尺码。古人曰：旁观者清。处在卧龙冈静观事态变化的诸葛亮自然看到刘备东征西讨，已显出英雄气度，“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三国志·刘备传》）。虽然尚未有根据地，却有几员勇略过人的大将，只是缺少文臣谋士。而此时的刘备也正寄刘表篱下，自然明白刘表得以立稳荆州的秘诀，在于得到名门士族的支持，自己屡次败北，已近中年尚无立锥之地，从失败中意识到了队伍中没有文臣谋士的利害关系，故有“思贤若渴”之说。诸葛亮的学识和声望，正是刘备所求取的人选，对于刘备同诸葛亮初会的刘备“三往说”和诸葛亮登门求主说，不管是谁占主动，相见恨晚却是事实，至此诸葛亮有了用武之地。

　　赤壁之战立首功

　　也是时势造英雄，初出茅庐，诸葛亮就遇上了赤壁之战。当时的荆州已经被曹操基本控制，反抗力量仅有江夏、夏口的刘备、刘琦部队。面对逐步逼至的曹操大军，扭转危机的，便是诸葛亮。此刻的诸葛亮，立刻提出了联吴的设想，并且亲任使节，充分发挥了外交家的本色，与孙权乃至整个吴国智囊团展开了雄辩，“舌战群儒”，成功使用激将法之后，最终促使吴军加入了战团。

　　在吴魏交锋的时候，以在后观望为战略也充分显示了诸葛亮过人的眼光。这使得当时弱小的刘备集团被推离漩涡的中心，避免了大会战中遭受重大损失，同时也养精蓄锐，准备在战后谋利。赤壁之战以后，孙刘联军进攻南郡。其后刘备听从诸葛亮建议，率军南征，平定四郡。而在得到周瑜谅解屯驻公安，暂借荆州的时候，诸葛亮官拜军师中郎将，负责治理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诸葛亮在临蒸设置大本营，统治三郡，其任务为“调其赋税，以充军实”。刘备把大后方的管理任务交给了诸葛亮，而诸葛亮也充分发挥了其政治能力，采取圆滑的政治手腕，为刘备提供了巩固的后方以及源源不绝的补给。

　　初出茅庐第一功，使诸葛亮在刘备集团中有了立身的资本。

　　自诸葛草庐后行，为宁远楼，取诸葛亮《诫子书》中“宁静致远”之意，相传为诸葛亮躬耕南阳时藏书、弹琴、凭栏远眺之地，后人筑楼以纪念。宁远楼前，有抱膝石、梁父岩。《三国志·诸葛亮传》云：“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管仲、乐毅，从来没有人把他们俩联系在一起，从来是管、晏并提，管仲跟晏婴，就是陈寿的评价也说诸葛亮是“管、萧之亚匹也”。这句话的重点是政治经济方面，管仲跟萧何所擅长的即是此类。

　　刘邦论建国时说过：我有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张良；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的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的韩信，所以取得天下。暂借荆州的时候，诸葛亮的任务是“调其赋税，以充军实”；降伏刘璋，平定蜀地后，诸葛亮的三分天下之计，也初具雏形，但这时候诸葛亮的任务仍然是“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诸葛亮从荆州到益州，所担任的角色都是以内政首长为主。直到刘备死前，诸葛亮多是留守后方如萧何故事——“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其政治能力在这段时间得到充分表现，奠定了其政治家的地位。

　　诸葛奉行管晏法

　　诸葛亮祖籍汉琅琊郡阳都县，乃春秋时齐国故地。从诸葛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中，可以看出其对齐地文化的深深眷恋。甚至于潜意识中，也学齐王娶了个无盐一样的“丑妻”。诸葛亮自幼受齐文化的熏陶，对其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齐国重臣管仲、晏婴，其治国思想的基本线索就是管晏的“富国强兵，争霸中原”。在治国方略上，他充分汲取了齐文化的传统营养，兼收并蓄，为我所用。

　　管仲可以说是最早的法家理论的实践者。他主张法治：全国上下贵贱都要守法，赏罚功过都要依法办事。他认为国家治理得好与坏，根本在于能否以法治国。管仲重视发展经济，他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也就是国家的安定与不安定，人民的守法与不守法，与经济发展关系十分密切。管仲的管理才能在齐国得到了充分体现，使齐国很快强盛起来，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在有名的《答法正书》中，诸葛亮阐述了建立蜀汉之后厉行法治而且是严法的道理，他一方面强调依法而治的重要，同时又指出法律要因时而制，该宽则宽，该严则严。他比较了蜀汉与西汉初年的区别，认为汉初因为秦王朝“有法无道”，“政苛民怨”，急需缓刑息民，因此汉高祖“弘济”，废除了秦朝残暴的法律，只“约法三章”，却缓和了社会矛盾，巩固了政权。而蜀汉由于此前刘璋父子统治时，昏庸懦弱，法纪不明，地方势力专权放任，致使一片混乱。此时就必须制定严法，以打击豪强，制裁放纵。晋人习凿齿在评价诸葛亮的法治时说：“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诛之而不怨，天下有不服者乎！诸葛亮于是可谓能用法刑矣，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这种赞许并不过分，事实上在三国以后的中国其他王朝，再未出现过像诸葛亮厉行法治所得到的治国效果。

　　管仲最为严重的过失在于，他在位期间，没有安排好接班人。对于这一点，宋代的大思想家兼文学家苏洵在《管仲论》里分析得非常深刻：当管仲病危之时，威公（即齐桓公）问之相，他仅仅指出：竖刁、易牙、开方三人非人情，不可近，却没有举贤者以自代。由于晏子死后出现了权力真空，这三个家伙便共同挟持齐桓公，为所欲为，倒行逆施，使管仲苦心经营４０多载、已然好端端的齐国顿时大乱。尤为可叹的是，曾经叱咤风云、威风一时的齐桓公，最后也惨死在这伙人手里。在这一点上，诸葛亮也犯下了同样的错误。

　　诸葛亮处事过于谨慎，凡事亲力亲为，因而不能发挥属下的才能。诸葛亮经常亲自审阅簿书，他的主簿杨劝谏他说：“治理国家有一定的体序，上下不可互相侵犯。如今先生掌理朝政，亲自阅审簿书，流汗终日，难道不觉得辛苦吗？”２２３年刘备死后，蜀汉朝中大小政事都交由诸葛亮决定。然而，十多年时间，诸葛亮却不能栽培出后继之人！连捧诸葛亮不遗余力的《三国演义》都会露出一句“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的话来。栽培人才是领袖最重要的工作，诸葛亮在这方面跟他的“偶像”管仲确实可堪一比。

　　大权独揽，“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杖二十以上亲决”，其负面的效果就是直接导致蜀汉朝廷，一旦缺乏了像诸葛亮这样强势而又出色的政治人才，政治上便出现“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的局面，经济上则是“经其野，民皆菜色”，对这样的后果，诸葛亮这个蜀汉政权的实际统治者和所有既定方针的制定者，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身处草庐知天下

　　对于一个政治家，最重要的莫过于对局势的把握，在这一点上，诸葛亮是绝不比管仲、萧何差的，他最值得称道的就是在《草庐对》中提出“天下三分”的格局。

　　人们常用“未出茅庐，已知天下三分”高度评价诸葛亮的杰出才能，我觉得若将其中的“知”改为“定”，更能体现《草庐对》的价值。《草庐对》中的智慧含量不仅遥不可及，而且非常独特，它与当年沮授、荀不约而同地建议袁绍、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有着根本的不同。“挟天子以令诸侯”带有一种“先入咸阳者为王”的意味，但三分天下的谋略，则仅适合于刘备，尽管刘备完全看不到这一点。

　　显然，对曹操而言，天下削平净尽，只剩下一个江东；而对孙权而言，曹操“徒忌二袁、吕布、刘表与孤耳。今数雄已灭，唯孤尚存”，所以他虽然自称“孤与老贼，势不两立”，但也仅限于借助“国险而民附”的地利、人和优势，与曹操分庭抗礼，搞南北朝。

　　换言之，在曹操眼里，中国只有一个中国；在孙权眼里，中国可一分为二；仅仅因为卧龙冈上冒出个诸葛亮，才使中国突然出现三分天下的可能。诸葛亮硬是以自己挟泰山而超北海的智慧，从魏吴争斗中虎口夺食般地为刘备抢下一片天地。这样，随着诸葛亮走出卧龙冈，一个国家的雏形也于焉萌生。

　　虽然我们应该把赤壁之战的荣誉公正地还给周瑜，但在诸葛亮的《草庐对》中，事实上已将曹操兵败预先算计在内。诸葛亮的目光还要长远得多，他清澈的双眼仿佛在天地间划出两个圆弧，这便轻巧地把一座“用武之国”荆州和一个“天府之土”益州，理论上交到刘备手中。至于实践效果，则简单到只取决于一个前提：“将军岂有意乎？”

　　诸葛亮没有过多地考虑刘备有意与否，他的思绪刹那间已穿越了时空，不仅进一步为刘备勾画了蜀汉的内政外交，还亲历如睹地设想到了兴复汉室的前景。奇妙的是，诸葛亮的每一步设想都包含着具体的可操作性，先后次序之谨严亦与围棋国手行棋相似，算路绵长，在明确大方向的前提下，兼顾到了每一个具体环节。

　　知行合一的诸葛亮，岂止是“未出茅庐，已知天下三分”；未出茅庐，他甚至已将日后的“三分归一统”算计成大功告成前最后一个官子。

　　天下三分自荆始

　　民间流传的借荆州，其实只能说是借南郡，更精确一点儿应该说是借江陵。（当时的荆州下辖七郡：南阳郡、南郡、江夏郡、长沙郡、武陵郡、零陵郡和桂阳郡）

　　赤壁之战后，周瑜全力攻南郡的首县江陵，但攻了一年也未能攻下，刘备趁这期间以武力迫降了荆州的南面四郡长沙、武陵、零陵、桂阳，不过东吴也占领了之前由刘琦、刘备占据的江夏郡。最终是荆州被瓜分，曹操占一个半郡：南阳郡和南郡的一半（襄阳等）；孙权占一个半郡：江夏郡和南郡的一半（江陵等）；刘备占四郡。因此，三分天下其实是从三分荆州开始的。

　　从结果看，刘备占了便宜，孙权自然不会满意。不过由于有周瑜在，因此孙权并不太害怕刘备坐大，再加上鲁肃力主联刘抗曹，因此荆州的格局就暂时稳定了。

　　而建安十五年，所谓的“借荆州”上演了。按《先主传》记载，刘备是先被属下推为荆州牧，后才到京口见孙权，求督荆州。开始由于周瑜的反对，事情并不成功。不久周瑜身故，鲁肃掌权，极力赞成由刘备督荆州。于是，孙权上奏朝廷推举刘备为荆州牧，刘备推举孙权为徐州牧，并且双方交换了土地，孙权将所拥有的南郡的一半（江陵等）“借”给了刘备，而刘备也将长沙郡的一半划给孙权，孙权将其命名为汉昌郡，由鲁肃为太守，后来就不知怎么被炒作成“借荆州”了。

　　在“借荆州”过程中，鲁肃将刘备集团推上了与曹操争夺荆州的对抗前线，而孙权集团则可以全心全意攻打合肥一线。此前刘备集团完全躲在孙权集团的背后，曹操只有完全占有南郡，才能与刘备的疆土接壤，而且一旦有变，孙权将腹背受敌。而对诸葛亮来说，荆州战略是他“三分天下”的基石，双方各取所需，也算公平。

　　只是世事难料，像吴蜀这样的同盟，本不牢靠，再加上孙权割据一方的意愿大大超过夺取天下的意愿，因此据长江、夺荆州，甚至与刘备集团翻脸就成了必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结果。

　　失却荆州时局艰

　　赤壁之战后，刘备将荆州“借而不还”，东吴人非常愤怒，觉得刘备有背信弃义、过河拆桥之嫌。荆州本就是换来的，刘备与诸葛亮无论如何也不会答应归还。在诸葛亮为蜀汉圈定的原始版图中，荆州与益州乃是国家张开的两翼，夺取荆州，威慑孙权，是诸葛亮的既定方针。

　　荆州落入刘备之手以后，诸葛亮只需旋转刀柄，借助刀背的力量顺势一抹，就可以将益州纳入怀中。对付区区刘璋、张鲁，实在是小菜一碟。一块谁也没有料到的土地，就此既意外又顺理成章地成为刘备的天下。

　　《草庐对》的决策，正在有条不紊地得到贯彻。

　　这时，两桩互为连贯的事件，打乱了诸葛亮的步骤。先是关羽“大意失荆州”，致使荆州不复为刘备所有；接着，忧愤填胸的刘备不顾诸葛亮的劝阻，以一种“不爱江山爱兄弟”的激情，尽起蜀军全部兵力，为关羽报仇。夷陵惨败，使得蜀汉本来就没有多少家底的实力更趋衰弱。不久，刘备即在白帝城愤愤去世，将自己可笑的宝贝儿子刘禅和一个脆弱的国家，托付给诸葛亮。

　　公元２２３年４月，４２岁的诸葛亮，迎来了自己政治生命的第二个阶段。受命于危难之中，诸葛亮以他的卓越才能稳定了局势，通过主动与东吴修好，“团结和亲”，免除了一个强敌的威胁，此后吴蜀再也没有发生过战争。同时，在“科教严明，赏罚必信”、“奖励农桑，与民生息”等正确政策下饱受打击的蜀国逐渐恢复了元气，又渐渐开创出一个“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积蓄饶”、“吏不容奸、人怀自励”有所作为的局面。

　　《草庐对》中“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方案，也终于等到了可以实施的时间。由于外部环境相对平静了些，诸葛亮遂率军南征，这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七擒孟获”的故事。对南蛮首领孟获“七擒七纵”，虽然颇像一种猫玩耗子的军事游戏，但诸葛亮的本意不在炫耀自己，而是想从心理上摧毁敌人，使得以孟获为首的南方少数民族部落心悦诚服，从此不敢再生事端。

　　天下三分，对曹魏政权已经成了一种无奈的现实，曹丕此前征伐东吴，再次以失败告终；对孙权而言，则是可以接受的选择，他甚至考虑起派船队去夷州（今台湾省）的事情来了；唯独对诸葛亮是一种不可忍受的事实。他坚定的信念，使他几乎一刻也没有忘记所谓的“恢复汉室”，即使曹魏一方几乎暂时忘却了他的存在，即使他治下的蜀汉恰恰是三国中实力最为不济的。就在“七擒孟获”后的第三年，曹丕死后的第二年（２２７年），诸葛亮率大军进驻汉中，由此揭开了北伐的序幕。

　　在南阳武侯祠采访时，听到这样一种说法，是说南阳有“三宝”：烙画、玉石、出师表。初次听到这个说法，我觉得很是不解，前两者是南阳当地的民间艺术或者特产，把《出师表》和这些放在一起，典型的不伦不类。更何况《出师表》为诸葛亮任蜀相时所作，跟南阳应该关系不大，把它归结为南阳“三宝”之一，颇有些巧取豪夺之感。可等我看完南阳武侯祠中岳飞所题的前后《出师表》碑刻之后，才知道“三宝”中的《出师表》，原来是指岳飞过南阳时留下的真迹。

　　绍兴戊秋八月望前，过南阳谒武侯祠。遇雨，遂宿于祠内，更深秉烛，细观壁间昔贤所赞先生文词、诗赋及祠前石刻二表，不觉泪下如雨，是夜竟不成眠，坐以待旦。道士献茶毕，出纸索字。挥涕走笔，不计工拙，稍舒胸中抑郁耳。岳飞并识。

　　岳飞写罢《出师表》，仍不尽意，又拉过来一张纸，大书“还我山河”四个字。时在绍兴八年（１１３８年）。

　　岳飞的书法健拔雄伟，成为流传后世的重要艺术珍品，清光绪二年（１８７６年）石工李发祥镌刻，共有２１块，各长１１０厘米，宽５８厘米，镶嵌于武侯祠大拜殿北侧的廊庑之中。这幅天下闻名的艺术珍品，襄樊方面也加以复制，陈列在隆中博物馆中。令人费解的是，他们却删去了岳飞自述“谒南阳武侯祠”的跋。

　　岳飞是一位著名的军事家，他所崇敬的诸葛亮也曾自比乐毅，但作《三国志》的陈寿却评价诸葛亮“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又说他北伐“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真的是这样吗？

　　四次北伐无寸功？

　　但凡读过《三国演义》的人，对诸葛亮的种种神机妙算和深谋远虑往往有着不可磨灭的印象。他火烧博望、火烧新野、草船借箭、三气周瑜、巧借东风、赤壁之战、七擒孟获、六出祁山、计设空城、火烧草谷，除了街亭一役之外，简直是无往而不利。甚至于呼风唤雨，撒豆成兵，连死诸葛也可以惊走活仲达，真可谓神人也。正因为这些，鲁迅先生曾言《三国演义》“状诸葛之智近妖”。

　　不过，在这些胜利之中，有不少是虚构出来的，火烧博望、火烧新野都是刘备的功劳，那时候诸葛亮还没有加入刘备集团，其后虽有舌战群儒，联吴抗曹之绩，诸葛亮却一直不曾领兵，而是以内政之事见长。直到入川之战，庞统阵亡，诸葛亮第一次领军入蜀援助。在刘备的有生之年，诸葛亮带兵作战的只有这一次。

　　刘备死后，诸葛亮开始逐渐掌握了军政大权，并指挥了他赖以成名的南征与北伐。南征一战而成，自不必说，北伐则出而复返，师劳无功。据《三国志》记载，从建兴六年到十二年，短短七年时间，诸葛亮四次亲统大军北伐。第一次确实出的是祁山，因为被张击破街亭，“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当年冬天，诸葛亮“出散关，围陈仓，曹真拒之，亮粮尽而还”，“魏将王双率骑追亮，亮与战，破之，斩双”。第二年，遣陈式偏师攻武都、阴平，郭淮来拒，“亮自出至建威，淮退还，遂平二郡”，属于策应进兵。建兴八年，魏遣曹真等攻汉中，“亮待之于城固、赤阪，大雨道绝，真等皆还”，属于防御战，而且接触规模很小。建兴九年，诸葛亮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兵，与魏将张交战，射杀”，应该是撤退时候最辉煌的胜利了。最后是建兴十二年春，诸葛亮出斜谷，与司马懿对峙于渭水南岸，最终病死五丈原。

　　史书上就是这样记载诸葛亮北伐的，他屡屡进兵，几乎可以说寸土未得。因此有人说：“观诸葛亮用兵，在战略上均只见其正，不见其奇，则无可辩护者。至于演义小说谓诸葛用兵神奇莫测者，乃无根之言耳。”

　　诸葛一生唯谨慎

　　在首次北伐时，诸葛亮与魏延关于北伐路线之争的公案，曾引起后世史家的浓厚兴趣，为之争论不休。一些人认为，魏延建策由他率五千精兵直出汉中，由子午谷偷袭长安，诸葛亮率大军出斜谷，趋长安会师，乃是“奇谋”，“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假如诸葛亮采用，很可能北伐已经成功，可惜亮谨慎得近乎胆小。而另一些人则支持诸葛亮“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的谋略，认为北出子午谷虽是捷径，但危险系数极大，一旦魏军卡住谷口，轻则劳而无功，重则全军覆没。

　　诸葛亮一生谨慎，他的治军也就是“安静”、“坚重”，不轻易冒险，正如兵法上所谓“先为不可胜，然后能够取胜”。他固然对魏作战没有取得“尺土”，但是除失去街亭外，他并未遭到很大的挫败，也没有人能打败他。长安是曹魏的重镇，也不是轻易就能攻取的。孤军深入，屯兵于坚城之下，能够希望得胜吗？即使真能够取得了长安，又如何守法？当时蜀军驻守汉中都已经有些吃力，又怎么可能把战线拉到强大的曹魏的腹地呢？对于蜀国这样一个弱国，要行险侥幸，实在是个危险的事。

　　虽然如此，但祁山还是要不断地出，仗还是要不断地打，就算没有什么大的战术上的胜利，至少可以从战略上牵制住敌人，侧应自己的盟友吴军，保持三国鼎立之势。而不打的话，只会像刘繇、王朗之辈，“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以益州一州之地，除非坐以待毙，否则只有“以攻代守”，事实证明，孔明是正确的。弱小的蜀汉因为诸葛亮的“鞠躬尽瘁”，牵制强大的曹魏达３０年之久，而诸葛亮也终因劳累过度，病死在五丈原。

　　南阳人将诸葛亮称为“智圣”，虽然有些牵强，但也蕴含了一种崇敬心理。从他行兵布阵的机巧百出（如“八阵图”）、造一次连发十箭的损益连弩和木牛流马中，我们分明见到了高妙的中国墨家式智慧。虽然诸葛亮的“道术”在他整个人格体系中只是一种补充，但民间恰恰将这一点无限放大，遂使诸葛亮在中国民间符号系统里，幻化为智慧的化身，一个类似维吾尔族中阿凡提一样的角色。他袍袖里的春秋、鹅毛扇中的阴阳和眼瞳里的智慧，千余年来一直被中国人敬若神明。用句时髦的术语，诸葛亮就这样遭遇了“妖魔化”。

　　十年磨一剑：诸葛亮隐居南阳之谜

　　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诸葛亮治理下的蜀国，在三国中是最有条理的一个。”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诸葛亮无愧于同时代最杰出政治家的称号。他的成功，最根本的原因有两条：第一，凡是封建统治阶级可能做到的较好措施，他几乎都做了。这说明诸葛亮在治理蜀国期间把强国富民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都用到了极致，并争取到了最好结果。第二，诸葛亮个人的优秀品质和人格魅力对蜀汉政治产生的影响，后人不应低估。他严于律己，以身作则，鞠躬尽瘁，笃志躬行，在所有封建政治家中，堪称是崇高品质和完美人格的典范，也为后人树立了榜样。

　　最后，我用诗圣杜甫的《咏怀古迹》结束本文，以表达我对这位“千古人龙”的崇敬之情：

　　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

　　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

　　长星昨夜坠前营，讣报先生此日倾，虎帐不闻施号令，麟台惟显著勋名。

　　空余门下三千客，辜负胸中十万兵。好看绿阴清昼里，于今无复雅歌声。

文丨阅读三国（今日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