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水浒》后五十回非施耐庵的手笔，是别人的狗尾续貂，但就算是续写，我认为比高鄂续写《红楼》高明多了。李俊等人的命运的安排就是非常精彩的情节。在即将遭遇鸟尽弓藏之命运时：
　　“且说李俊三人竟来寻见费保四个，不负前约，七人都在榆柳庄上议定了，尽将家私打造船只，从太仓港乘驾出海，自投华外国去了，后来为暹罗国之主。童威、费保等都做了化外官职，自取其乐，另霸海滨，这是李俊的后话。诗曰：
　　知几君子事，明哲迈夷伦。
　　重结义中义，更全身外身。
　　浔水舟无系，榆庄柳又新。
　　谁知天海阔，别有一家人。”
　　这三人的选择，不但和傻乎乎上套的宋江、卢俊义、吴用、李逵相比，不知高明了多少，即使比逍遥快活的燕青、云游天下的公孙胜、假戏真做而出家的武松，更明智也更有价值。
　　揭阳岭上，过一辈子谋财害命的地霸生活，非李俊、童威、童猛真心所愿，他们和宋江、吴用等人一样，是有着比较高远的政治追求，所以他们也和宋江一样，竭力结交天下的英豪，以备不时之需。当李俊从李立的屠刀下救下了宋江后，他们认为凭自己的名望和实力，还不足以成事，必须依靠一棵更大的树。这棵树现在找到了，就是名满黑白两道的宋押司宋三郎大哥。为此，他们在宋江和戴宗即将被处斩时，及时出手相救，赌了一把，积累了后来上梁山的资本。但他们这种行为和晁盖的报恩、李逵的愚忠不太一样，他们不如说是种及时的投机。当梁山诸人在江州城里劫了法场以后，逃到江边，被滚滚的大江挡住，正在束手无策时，李俊和童氏兄弟、张氏兄弟及时出现来接应，这是大旱降甘霖之举。当张顺说：“今日我们正要杀入江州，要劫牢救哥哥，不想仁兄已有好汉们救出，来到这里。”这是张顺、李俊他们为了表忠心的矫情之语，这些开酒店、划渡船、贩私盐、操纵渔市的“揭阳派”人物，太明白生意之道，不会轻易做亏本的买卖。让他们单独去劫法场，没这个能力只能白白送死，因此他们不冒这个险。当宋江被救出来后，他们当然要及时出力，好参与分一瓢羹。以宋江之谋，对这些小伎俩自然心知肚明，但都是彼此心照不宣的事情，将来的路还很长，兄弟们还得互相照顾。
　　因而，就如我在上文所说的那样，虽然宋江结识“揭阳派”人物早于戴宗、李逵，但“揭阳派”从来就是有着独立立场清醒认识的一个小集团，宋江的大哥权威不能真正影响其心灵。因此对梁山的扩大、发展到招安，他们都有着独立的判断。所以，战袍未解，又被派出去征讨方腊，他们预料到此去凶多吉少。当李俊在太湖中遇见干他们当年相同买卖的费保四人时，一见如故。费保还特意问起了张顺，李俊回答说：“张顺是我弟兄，亦做同班水军头领，现在江阴地面，收捕贼人。改日同他来，却和你们相会。”此时，李俊不但在为自己，也在为他的“揭阳派”兄弟寻找退路。而费保的一席话，说到李俊的心坎上：
　　“小弟虽是个愚卤匹夫，曾闻聪明人道：‘世事有成必有败，为人有兴必有衰’哥哥在梁山泊，勋业至今，已经数十余载，更兼百战百胜。去破辽国时，不曾损折了一个兄弟；今番收方腊，眼见挫动锐气，天数不久。为何小弟不愿为官？为因世情不好。有日太平之后，一个个必然来侵害你性命。自古道：‘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许将军见太平。’此言极妙！今我四人，既已结义了，哥哥三人，何不趁此气数未尽之时，寻个了身达命之处，对付些钱财，打了一只大船，聚集几人水手，江海内寻个净办处安身，以终天年，岂不美哉！”
　　作者借太湖水贼之口，道出了千古王朝更替，都未曾改变的历史规律，即不论才与不才，在这个世上生存都是第一要务，如何生存也是最大的学问，无论是功臣还是草民概莫能外。李俊听这番话后大喜而拜：“仁兄，重蒙教导，指引愚迷，十分全美。”“容待收伏方腊后，李俊引两个兄弟，径来相投，万望带挈。是必贤弟们先准备下这条门路。若负今日之言，天实厌之，非为男子也。”不但费保，包括李俊，实际上已经看到了征讨方腊的非正义性，自己当年反朝廷，招安后一去攻打当年的同盟军，那么他们失去了天下人的道义支持。当年在梁山自诩“替天行道”，方腊干着同样的事情，难道不是“替天行道”？此时，在朝廷心中，他们依然是反贼，在百姓中，他们是叛徒。他们违背了江湖的“大义”，那么他们也就丧失了支撑这个集团的最后一根柱子。
　　特别是张顺丧身于涌金门，张横病故在途中后，更坚决了他们及时而退的决心，因此李俊诈称得病，骗过了宋江。然后三人汇合太湖群雄，扬帆出洋，开辟了另一番新天地。燕青对卢俊义，戴宗对宋江，还有放不下的主仆情结，而李俊以合伙人平等的心态对待宋江，因此没必要给他说实话。——当年看到和你合伙买卖有赚头，就把全部资本注入你那里，现在看在这样下去就会血本无归了，那不如及时撤资，另找合伙人去海外发展。燕青的生存之道和当年范蠡一样，放弃了自己当初的追求，作陶朱公那样的富翁，但我想他们即使有豪宅美妇，晚年想起青春年华的烽火岁月，到底意难平。而李俊他们则不然，视野更开阔，在海外实现了自己的抱负。
　　大约从唐宋开始，中国人虽然熟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已经明白。天下之外，更有天下。唐之强盛让外夷艳羡不已，因此迫不得已是不会去海外发展的。元朝灭亡后，从明代开始，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像番薯、棉花等传入了中土，人们对海外有了更多的认识。当故乡成为“危邦”、“乱邦”时，去国怀乡是他们自然的选择。金庸的武侠小说里，也塑造了两个李俊式的人物，就是明初远走西域的张无忌和明末漂流到南洋的袁承志。
　　正如宋江、吴用这些聪明人没有彻底参悟透彻，而李俊、费保这些粗人却能做出正确选择一样。读书人往往有故国之心理负担、明君之痴迷幻想，他们要么屈身去迎合皇家的取用标准，要么不得以隐居于山林。而福建、广东、浙江等沿海的百姓，既没有那些个幻想，又有现实的生存压力，他们于是纷纷去了南洋。
　　可此时中央王朝的态度和以英王为代表的欧洲君主截然相反。明清的皇帝，采取了严酷的禁海政策，片帆不能出海。你想呀，煌煌天朝，富有四海，老百姓却活不下去只能到海外去讨生活，朝廷多没有面子呀，因此对下南洋的偷渡客，必须严加打击。当这些人在海外遭受委屈时，想让“天朝”为子民们撑腰，可如乾隆这样的“明君”都认为，那些天朝弃民，自己叛离祖宗社稷，到外面受人欺负，那是活该！就像一个老爷子一样，自己不把身边的子孙当人，还以“父母在，不远游”等歪理将子孙绑在身边，连人家走出家庭到外面寻找做人资格的机会都不给。而来到新大陆的欧洲人，虽然许多也是遭受宗教迫害，对旧欧洲失望的难民，但人家国王不阻挡，甚至还提供方便。因此，欧洲人才能开万顷碧波，把他们的文化，输送到全球。人家国王至少给臣民用脚投票的权利。
　　孔子那个时代，至少还有“浮槎于海”的自由，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百姓有这个自由吗？只有到了清末，国门被别人打开了，在惶恐与惊奇中，中国人开始被动地大批“浮于海”，王朝想拦已经拦不住了，因为满清已经快完蛋了，日益失去了对臣民的控制力。
　　没有用手投票的权利可悲，可连用脚投票的权利都没有，岂不更可悲？  

文丨叶之秋读书（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