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浦村地处太行深处，四周山势险峻，多为悬崖绝壁，耕地稀缺。祖先们或许是为了节约耕地，人死后不埋在地下而是将棺木搁置于悬崖之上的岩缝之中，称之为“悬棺”或“崖葬”。这个习俗由来已久，据说与长江流域三峡地区的“悬棺”差不多处于同一时期。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正是“文革”闹的轰轰烈烈的时候。这场运动有一项重要工作是清理阶级队伍。莲浦是个只有百十户人家的小村，但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却走在了全县的最前列，原因是村里清理出一个“大特务”，此人名叫徐建超。徐建超小时候家境富裕，读了不少书，后来到国民党部队里当兵，还当了副团长，1947年解放石家庄战役中在清风店被解放军俘虏。徐建超曾给国民党第三军军长罗历戎当过一段时间副官，他被俘后向解放军详细坦白了罗历戎的情况，致使罗历戎也很快做了解放军的俘虏。战役胜利结束后，徐建超因有功劳按战场起义对待，解放后当了这个县的副县长，1965年因患肝癌去世。“文革”中，莲浦村有人向县里举报徐建超是国民党保密局的潜伏特务，说他是1962年准备策应蒋介石反攻大陆失败，最后郁郁不得志而导致肝硬化，最后转为肝癌病死。死后其家人也是用的悬棺崖葬。有这样的重大发现，县里自然十分重视，迅速派出三个人的专案组进驻莲浦村，专门办理徐建超一案，组长叫段大江。专案组在莲浦村查了一个多月，几乎把徐建超家折腾了个底朝天，却什么线索也没有找出来。当时，莲浦主抓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的村革委会副主任是张老顺。村里人推选张老顺当副主任，一是因为他夜晚看羊，白天有时间做村里的“文革”工作，可以腾出一个人手参加劳动；二是张老顺为人诚实，心地善良，不祸害人。张老顺和徐建超孩提时代是同桌同学，两个人关系很要好。张老顺家里穷，身体又有残疾，干什么事情都不方便，徐建超经常帮助他，徐建超家经济条件好，上学用的笔墨纸张，也大都是徐建超给张老顺买。张老顺不相信徐建超是保密局特务，所以专案组在莲浦村办案受到他的抵制，不光不配合，还老拆专案组的台。专案组长段大江一气之下，向县里打报告，撤了张老顺的职，换了另一个革委会副主任主抓这项工作，这个人名叫孙耀祥。

　　查证徐建超一无所获，专案组正准备撤离莲浦村，有一天，孙耀祥忽然找上门来向段大江汇报，说他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这些日子晚上十点钟，置放徐建超棺木的那座大山的顶端，经常出现红色的信号弹。这是什么？这是阶级敌人进行联络的信号啊！信号弹充分说明，徐建超的罪证很有可能就在他的棺木里。这里不妨简单介绍一下孙耀祥其人。孙耀祥是莲浦村折腾最厉害的造反派头头。“文革”一开始，他就领着一伙人造反，夺了村委会的权，当上了革委会副主任，有句口头禅天天挂在他嘴边：造反派的脾气。举报徐建超是保密局潜伏特务就是他干的事情。经孙耀祥这么一提醒，段大江恍然大悟：好个老奸巨猾的徐建超啊，差一点儿让你蒙混过了关。好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的革命群众眼睛是雪亮的，任你隐藏再深的阶级敌人也要挖出来。段大江当下拍板决定：由孙耀祥代理村革委会主任一职，集中全村人力物力财力配合专案组寻找徐建超的罪恶证据，这是莲浦村现阶段的头等大事，其他事情一律为此项工作让路。因为信号弹是在晚上出现的，孙耀祥就派了两个造反派干将去打开徐建超的悬棺。两个造反派干将，一个叫杨宝栓，一个叫崔根年，都刚满二十岁。开死者的棺椁，等于掘人家的坟墓，是绝子断孙的绝户勾当，千百年来被人不齿，在莲浦村更是遭人唾弃的行为，好人谁去干这个事情？杨宝栓和崔根年本来也不愿意去，可自己是造反派，又不敢违抗孙耀祥的命令。后来这事让张老顺知道了，他为了阻止造反派的行动，就放出风来说，打开死人的棺椁会招引鬼魂上身，天天闹病生不如死。这一来，吓得杨宝栓和崔根年更不敢去开棺了。原来他们的胆子也不大，敢造活人的反却不敢造死人的反。张老顺放的风传到孙耀祥耳朵里，气的他直跳脚，大骂张老顺：“这个看了半辈子羊的老家伙，干的都是见不到太阳的勾当，到处煽阴风点鬼火！”孙耀祥老早就看着张老顺不顺眼，想在“文革”中好好修理他一番，但他有时对张老顺也怵头，张老顺曾让人给他捎过这样一句话：我是个和鬼打了半辈子交道的人。我连鬼都不怕，还怕你个孙耀祥不成？你小子要是祸害我，我就让鬼祸害你！妈呀，一个大活人，谁敢让鬼祸害？那还有个好吗？孙耀祥估计也是忌讳张老顺的“鬼”身份，所以就没有再惹他，但骂他却像家常便饭一样，怎么难听怎么来。骂了张老顺，孙耀祥又威胁杨宝栓和崔根年两个人：“为什么不去？莫非你们与徐建超有什么瓜葛不成？合穿一条裤子不成？”这句话可把两个造反派干将吓唬的不轻。在那个动乱的年月里，别的什么都不可怕，就怕站队站错了，如果没有站在革命群众队伍或被人认为没有站在正确路线一边，就是和阶级敌人合穿一条裤子有瓜葛，那就会被批斗的脱几层皮掉几斤肉，甚至还有丢掉小命的危险。杨宝栓和崔根年无奈，只好答应晚上去开徐建超的棺材。

　　晚上十点钟，红色信号弹又在莲浦村后的高山顶出现，一颗连着一颗，红艳艳甚是好看，村里有不少人出来观看，有人还拍了照片。为避开徐建超家人和亲属的耳目，孙耀祥让杨宝栓和崔根年夜深人静时再采取行动。夜间零点过后，杨宝栓和崔根年带着斧头、凿子和手电筒悄悄地向村后的悬崖爬去。徐建超的悬棺离莲浦村约有五里多地，路倒是不太远，但路况差，坑坑洼洼、沟沟坎坎很多，极不好走，而且还要涉过一条河，穿过一片芦苇地。杨宝栓和崔根年一路跌跌撞撞来到徐建超的悬棺旁，拿出斧头、凿子，准备打开棺材盖。莲浦村有个风俗习惯，为防止野兽和飞禽噬咬死者尸体，盖棺后要在棺盖上钉上数根半尺长的大铁钉，固定的非常结实。要想打开棺盖，就必须先起掉这些大铁钉。杨宝栓和崔根年吭吭哧哧地费了大半天劲才起掉三根铁钉，还累的出了一身臭汗。两个人坐下来准备抽上一袋烟，休息一下再接着干。他们摸出火柴划火点烟。奇怪，火柴划不着；再划，还是划不着。满满一盒火柴快划完了也没有见到一个火星！这时，杨宝栓说：“是不是刚才我们过河时火柴浸水了？”崔根年说：“不可能，你摸摸，这火柴盒干巴巴的，怎么会浸水？”两个人正在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忽然听见悬棺“咯吱咯吱”的发出了响声，起初声音较小，后来渐渐加大。两人连忙用手电筒去照。哎呀！棺盖上的大铁钉竟然自动蹦了出来，棺材盖子也晃晃悠悠的动弹起来，好像要翻过来似的。杨宝栓和崔根年一看这个情景，吓得脑瓜皮一阵阵发麻，也顾不得拿斧子凿子，慌慌张张地跳下悬崖就往回跑。

　　杨宝栓和崔根年在前面跑，总觉得后面有人在追，而且还能听到“呼哧呼哧”的喘气声。那天晚上，天上的云层不厚，有点淡淡的月光。杨宝栓胆子比较大，想看看后面到底是个什么人，刚一扭头，就不由地大喊一声“我的娘呀”，吓得差一点儿晕过去——只见一个身穿国民党军装的高个子人正飞快地向自己扑来！杨宝栓和崔根年才刚刚二十岁，只是在书本和电影中见到过国民党军队的服装，他们听老人说徐建超曾经当过国民党部队的副团长，但没有见过他本人。看来这个追来的人一定是徐建超，可他早在1965年就去世了呀，他的棺材还在悬崖上放着，怎么现在又活过来了呢？天爷爷呀，今晚我们可是真见到鬼了，是徐建超的鬼魂追我们来了！两个人吓破了胆，一边逃命一边不住地求饶：“老人家，求求您行行好别追了，饶过我们吧。我们俩也不愿意去撬你的寿材，是孙耀祥那个王八蛋逼着我们干的，胳膊拗不过大腿呀！”任他俩怎么求告，身后的人也不答话，依然马不停蹄地追过来。路本来就很不好走，况且又是在夜间，杨宝栓和崔根年不知摔了多少次跤，脸上碰的青一片紫一片，还碰破好几块肉皮，流了不少血。前面就是那条小河，两个人也顾不得脱鞋就下了水，浑身湿成了落汤鸡。过了河后，两个人跑着跑着，忽然觉得后面没有了声音。他们稍稍放慢速度细细地听，还是没有声音。怎么回事？难道徐建超不往前追了？两人试着回头看了看，嘿，果然不见徐建超的身影。好，终于摆脱了他的追击。于是，两人不约而同地停下脚步，大喘着粗气，坐在地上休息，又脱下湿衣服拧水。杨宝栓得意地对崔根年说：“阴间的鬼魂毕竟不能和阳间的人比。我爷爷说过，阳间的人身上带火，阴间的鬼魂不敢靠近。”崔根年说：“不对。我爷爷告诉过我，阴魂不追湿衣人。看来河水湿了咱们的衣服，倒是因祸得福了。”两个人放下心来，在河边歇息了一阵，待鸡叫后才敢往家里走。

　　天亮后，杨宝栓和崔根年向孙耀祥汇报了昨天晚上那场惊心动魄的遭遇，并表示无论如何也不敢去开徐建超的悬棺了，你愿意怎么整治我们就怎么整治，反正这缺德带冒烟的事情我们是不能再干了。孙耀祥听了二人的汇报和表态，轻蔑地说：“我看你们俩造反派的劲头还是不足，革命性还是不坚强。世界上哪来的鬼魂？你们捉来一个让我瞧瞧？哼哼，说不定这是你们俩想偷懒编造谎言来骗我！”孙耀祥用手指着杨宝栓和崔根年，厉声呵斥道：“昨天晚上行动失败，说明你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很不充分，感情很不深厚，态度很不积极。你们俩要好好反思，好好反省！”稍稍停顿了一下，又说：“这样吧，今天晚上我和你们一块去，我倒要看看这个徐建超是不是像哪吒一样长着三头六臂！”杨宝栓和崔根年一百个不愿意去，但最终又慑于孙耀祥的淫威，只好答应跟着他再去一趟。孙耀祥吩咐杨宝栓崔根年从生产队库房里找几根钻炮眼用的钢钎，用它来撬徐建超的悬棺。杨宝栓崔根年对孙耀祥说：“昨晚徐建超自己已经从悬棺离走出来了，我们还用拿钢钎去撬吗？”他其实俩实在是不愿意撬人家的棺材了。孙耀祥大喇喇地说：“你们还是嫩了点。徐建超能够自己走出来，也能够自己再钻进去。要不，他到哪里去？去你家？还是去你家？”杨宝栓和崔根年一听，连连摆手说：“可.....可别到我们家。”孙耀祥得意洋洋地说：“所以我说嘛，棺材是他的最好归路，他一定又钻到了悬棺里面，而且那些大铁钉又钉上了。不信一会儿去看。”

　　时至半夜，孙耀祥带着杨宝栓和崔根年来到徐建超的悬棺旁。果然，棺盖上又钉上了大铁钉。杨宝栓和崔根年因为有了昨晚的经历，一见到这个悬棺身子就筛糠，连钢钎都拿不稳当，老从手里往下掉。孙耀祥不信神鬼也就不怕神鬼，在悬棺旁边没有半点惧色。他让杨宝栓用手电筒照着亮光，自己抄起钢钎去撬棺材盖。不料，奇怪的事情再次发生，这回事手电筒怎么也照不亮了。是不是电池没电了？孙耀祥问。不会的，我来时刚换的新电池。崔根年说。杨宝栓和崔根年想到昨天晚上化不着火柴的事情，心里非常害怕，一个劲儿往孙耀祥身后躲。孙耀祥的火气上来了，攥着钢钎狠劲地向悬棺戳去。这时，忽然悬棺又“咯吱咯吱”地响了起来，声音一阵大过一阵。紧接着，棺盖也像昨晚那样晃悠起来，眼瞅着就要翻过来。杨宝栓和崔根年见状惊慌失措，大喊一声：“快跑，徐建超又出来了！”喊罢，跳下悬崖没命的往回跑。孙耀祥自恃是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又是莲浦村的革委会主任，是领导干部，怎么也不能混同于两个小孩子，就没有跟着跑，而是壮了壮胆子，朝着悬棺狠狠地踢了两脚。棺材盖子本来就要翻过来了，加上孙耀祥这两脚的劲道大了点儿，“啪叽”一声，就翻过来掉到了地上。孙耀祥寻思，也好，你自己掉下来了，省得我再费力气撬了，就伸手到棺材里去摸。他的手刚刚摸到棺材沿儿，突然，从棺材里“腾”地站起一个人来，高高的个子，身穿一身中山装。孙耀祥过去见过徐建超，现在虽然看不清他的脸面五官，但从他那高高的身材和穿衣打扮来看，确定是徐建超无疑。难道徐建超还活着？这可是天大的怪事！看来，杨宝栓和崔根年所述千真万确，孙耀祥不信也不行了，也害怕起来。他本能的将手中的钢钎用力掷向徐建超，随后从身一跳，跳下悬崖，狼狈不堪地往村里跑去。

　　跑到河边，孙耀祥也顾不得脱鞋挽裤脚，慌里慌张地就下了水。过河后还要往前跑，却发现先前跑走的杨宝栓和崔根年正在河边坐着休息。孙耀祥慌慌张张地说：“徐建超追上来了，你们不赶快跑，怎么还坐在这里歇着？”杨宝栓说：“我们是在等着你。”崔根年说：“主任放心吧，有这条河挡着，徐建超不敢追过来。”孙耀祥这时也忽然想起莲浦村“阴魂不追湿衣人”的古语，这才定下了神。他脱下湿衣服，刚说要拧拧水，无意中一抬头，大叫一声“不好！”扔下湿衣服就跑。杨宝栓和崔根年闻声往河边一看，也顿时傻了，只见孙耀祥踩着水面飘飘悠悠地追过来了。看来“阴魂不追湿衣人”的古语靠不住，还得跑。于是，他俩跟在孙耀祥身后，又没命地跑起来。

　　三个人跑到芦苇地边，孙耀祥想起村里老辈人说过，芦苇也是辟邪之物。过去村里死了人，就在棺材里扔一根芦苇，为的是不让阴魂回来闹事。这些习俗都在“文革”中被孙耀祥领着造反派当做“四旧”破掉了。现在这个紧急关头上，不知道这些这条古语还灵不灵，管它呢，先钻进去试一试再说。如此想着，孙耀祥一头钻进了芦苇丛，杨宝栓和崔根年也跟着钻了进去。嘿，还不错，徐建超没有追进来！三个人惊魂甫定，躺在地上大口地喘着粗气。杨宝栓和崔根年对孙耀祥说：“主任，咱们就别查徐建超的什么罪证了。听村里的老人说，那是一个好人，不光战争年代为人民立了大功，当副县长时也给老百姓办了很多好事，咱们莲浦村也跟着他沾了不少光。他怎么能是国民党特务呢？还有，咱们这半夜三更来撬人家的棺木本来就是丧良心的事，现在又被人家追的屁滚尿流，这又何苦呢？”这个时候，孙耀祥也有些后悔。他本来是想利用这次运动替自己捞个一官半职，为了表现积极，就编排出徐建超是国民党保密局的潜伏特务，其实根本就是没根没梢的假话。不料，他把情况汇报上去后，县里还挺重视，派了专案组来把事情给闹大了，自己想回头也来不及了，只能一脑袋扎到底，豁出去了。今天晚上的事情，看来也是老天报应，我不放过人家的阴魂，人家就不放过我的性命。倘若我要再不依不饶地死磕下去，没准儿最后也得变成阴魂一缕。现在，听杨宝栓和崔根年这样好言相劝，孙耀祥也就坡下驴地说：“好，就听你们俩的，不查了，他徐建超爱是啥是啥。明天，我找专案组段大江提建议。”

　　三个人万万没有想到，专案组长段大江驳回了孙耀祥的建议，坚持要与徐建超死磕到底，并严厉批评了孙耀祥半路动摇向坏人妥协的错误思想。为了说服段大江，孙耀祥只好把这两个晚上撬悬棺的奇怪经历说给他听。段大江一阵哈哈大笑，说：“天方夜谭，天方夜谭啊！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燃烧的今天，莲浦村竟然还发生这样的事情？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孙耀祥和杨宝栓、崔根年都说：“是我们亲眼所见，不会有假的。”段大江说：“退一万步讲，即便真有其事，我们也要坚定不移地查下去。徐建超越是这样，就越说明他心里有鬼，就越说明悬棺里有见不得阳光的东西！”段大江下了死命令：今晚再去，我们专案组的人也去。再去几个民兵，带上枪，咱们来个三探悬棺，他徐建超还能追出来？我倒要看看，是他徐建超的阴魂厉害，还是我的枪杆子厉害！看到段大江态度如此坚决，孙耀祥也就不敢再说什么，勉强同意今晚再去一次，但坚决反对民兵带枪去，他向段大江解释说：“我们的行动本来就是秘密进行的，不能让村里知道。如果枪响，引起群众的不安和骚动，那局面可就不好收拾了。”段大江觉得也有道理，就撤销了带枪的命令，但要带几个民兵去以壮声势。夜幕降临时，一干人马第三次悄悄地向徐建超的悬棺摸去。

　　与前两次不同，这些人刚刚来到悬棺旁，就依稀发现悬棺边站着一个人，高高的个子，穿一身烟色绸布长衫。这身打扮，段大江不懂，但孙耀祥、杨宝栓和崔根年却非常熟悉，这是当地死人入殓时穿的衣服，俗称‘丧服’也叫“殓装”。孙耀祥把嘴伏在段大江耳边小声而惊恐地说：“这就是徐建超。”段大江其实早看见了面前这个人，但并不认为是徐建超，而认定是村里的人装扮成这个样子来吓唬他们的，于是，大声地呵斥道：“你是谁？敢在这里装神弄鬼！”话音刚落，悬棺旁的人突然开口讲话：“我是徐建超，已经在这里恭候各位多时了。”声音不大，语气幽幽地，就像从冰窖里吹出来的一股股冷风，让人听了直打寒噤，起一身的鸡皮疙瘩。孙耀祥和杨宝栓崔根年一听阴尸开口讲了话，早吓得魂不附体，掉转身子想跑，被段大江一把拽住胳膊，不让走。这时，只听徐建超又冷冷地说：“我是鬼，可我从来没有害过人；你们是人，可总想着害人。不光害人，连鬼都不放过。这哪里还是人？你们是狼，只不过披着一身人皮而已。”徐建超往前走了一步，继续幽幽地说：“你们不是要查找我的罪证吗？有，就在这口棺材里面，你们自己来拿吧！”徐建超的声音越来越冰冷，周围的人都禁不住打起了哆嗦。徐建超把手一招，向段大江一伙人做了个“请”的姿势。徐建超在前面站着，谁还敢到他棺材里找东西？孙耀祥和杨宝栓崔根年终于忍受不了惊恐心理，挣脱了段大江的手掉头就跑，几个民兵也跑了。专案组的人都是县城来的，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景，此时此刻也慌了神，刚才只是怕孙耀祥笑话才硬撑着，现在见孙耀祥几个早已跑得无影无踪，也不愿意硬撑着了，段大江转身就跑，其他人也跟着往回跑，连徐建超送到手边的罪证也不敢要了。

　　段大江这几个人对莲浦的地形不熟，加上又是夜间，虽然有月光，但还是看不清路，一路上被石块和土坎絆的跟头骨碌，碰的头破血流。更要命的是耳边忽然响起徐建超那冷冰冰的声音：“拿到罪证再走啊，怎么能白来一趟呢？”显然，徐建超在后面追赶着他们。段大江几个人跑得正在精疲力尽之际，突然听见孙耀祥在前面喊：“段组长，快进芦苇地，芦苇地辟邪，徐建超不敢进来！”段大江几个人差不多是连滚带爬地钻进了芦苇地，上气不接下气地仆倒在芦苇丛中起不来了。歇息了片刻，几个人慢慢的定下神来准备起身再走，一抬头，发现徐建超就在前面立着，挡住了他们的去路。这一回，吓得几个人马上又瘫倒在地上，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过了半晌，孙耀祥才壮着胆子，结结巴巴地问徐建超：“你.....你是......是怎么进.....进来的？你.....你怎么过.....过了河？芦.....芦苇地可.....可是辟邪的，阴魂进.....进不来.....来的！”徐建超“嘿嘿”着冷笑了一声，说：“前面那条河过去一到夏天就闹水灾，乡亲们深受其害。是我任副县长期间，领着人在河的上游山上栽了树，控制了水土流失保护了植被，又在河上建起一座拦水坝，这才从根本上杜绝了水患。我与这条河有着很深的感情。你们说，它能拦住我吗？”徐建超越说越激动，也显得有些气喘吁吁。他休息了片刻接着又说：“还有这大片的芦苇，也是我带着莲浦村乡亲们种的。咱莲浦村的老百姓喜欢吃粽子，可村里不产芦苇，只好从集市上买苇叶。有了这片芦苇地，乡亲们再包粽子吃就方便多了。芦苇地与我也有很深的感情。你们说，它能不让我进来吗？”孙耀祥等人这才明白河水、芦苇地挡不住徐建超的原因。这时，杨宝栓也问徐建超：“它们既然挡不住你，那为什么第一天晚上你不过河，第二天晚上你又不进芦苇地呢？”徐建超叹了一口气说：“我不愿意再追你们，是想提醒你们不要再找我的麻烦了，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犯得着吗？谁知道你们竟然把好心当做驴肝肺，不光还要来而且人越来越多。我已经隔世为人数载，骨头也快烂掉了，你们还不放过我，仍然搅得我不得安生。你们.....你们这是作孽呀！”徐建超大声呵斥着，段大江一群人在悄悄地听着，大气也不敢出。也许是看出徐建超并没有恶意，也不想特别为难他们，崔根年大着胆子又问：“前天晚上你穿的是国民党的军装，昨天晚上穿的是中山装，而今晚又穿这身‘殓装’，这又是为什么呢？”徐建超听了，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说：“军装是我穿的时间最长的衣服，虽然是国民党部队，但我年轻时的理想是报效国家。我穿着这身衣服和日本鬼子做过殊死搏斗；中山装是我当副县长时穿的衣服。唉，现在这身烟色绸衣却是我在阴间永不离身的服装了。我这样做，无非是想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已经隔世为人的徐建超。”停顿了一下，徐建超又说：“你们不是要找我国民党保密局潜伏特务的证据吗？我给你们带来了。”此话一出口，段大江等人赶紧抬起头来看，隐隐约约看见徐建超手里拿着一个旧军用水壶。徐建超说：“这个水壶是我当兵时常常带在身边的。有次和日本鬼子打遭遇战，水壶替我挡了一颗子弹，它虽然破了一个洞，但却救了我一条命，所以，多少年来，我一直带着它不离不弃。去世时，我身无长物，就嘱咐家人把这个水壶放到我棺材里去。我愿意和它生生死死在一起。不过，现在你们可以拿去了。”说着，徐建超把水壶放在了一根芦苇边。“至于信号弹，”徐建超又说，“那个与我无关，但我知道它的来历，只是不能讲，这是国家机密。如果有可能的话，以后你们自然会明白它的来历。”段大江等人正在琢磨徐建超这句话的含义，突然听到他竟然带着央求的口气说：“我早已经隔世为人，请你们发发善心别再打搅我了好不好？”段大江、孙耀祥互相对视了一眼，转而朝着徐建超轻轻地点了点头。这时，徐建超长舒了口气，接着说：“我还有一事相求，希望你们能够答应。”段大江说：“请讲。”徐建超说：“莲浦村有我一个儿时的好伙伴，请你们代我向他问个好。”段大江不是本地人，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但孙耀祥知道他说的好伙伴是谁，就接过话头说：“你说的是看羊的张老顺吧？”徐建超点点头。孙耀祥也点点头说：“没问题，这个好我一定能带到。”徐建超说：“张老顺常年夜间看羊，他见不到我，但我能见到他。遗憾的是阴阳两隔，不能和他打招呼罢了。张老顺是个好人，在这次运动中，因为我的原因他受了不少委屈，我对不住他呀！”孙耀祥听了，脸“刷”的一下红到了耳根，不敢与徐建超对视，眼睛转到了一边。这时，远处传来一声鸡蹄，徐建超身形一晃没了踪影。

　　天蒙蒙亮了。段大江一行人来到徐建超站立过得地方，确实捡到一只破军用水壶，绿漆几乎掉光了，壶壁中间有核桃大小的一个洞，补着一块白铁皮。孙耀祥把水壶拿在手里端详了半天，始终没有发现它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更说不上与信号弹有什么联系。这几个人久久地回味着徐建超的话，不知是良心有所发现还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竟在天大亮之前又把水壶放到了徐建超的悬棺内。他们发现，正如徐建超所说，悬棺里除了一把白骨就是这个水壶，别无它物。回村的路上，段大江、孙耀祥等人达成一条协议：有生之年，这件事情绝对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回村后，段大江带着专案组撤走了。孙耀祥和杨宝栓崔根年也先后躺在炕上装病不起。查找徐建超罪证的骨干力量走的走“病”的“病”，别人更不愿意查问此事，久而久之也就不了了之了。

　　三十多年后的一个春天，莲浦村来了一位干部模样的人，此人六十多岁的年纪，名叫姚玉山。他找到村主任说希望承包莲浦村北那5000多亩荒山，要在山上栽树。村主任就是当年开徐建超悬棺的杨宝栓。他有些奇怪，这几年，城市里的退休干部到这里承包荒山的人不少，但从来没有人承包村北那片荒山，因为那里自然条件很差，处处悬崖绝壁，还有许多悬棺，都怕以后产生不必要的麻烦和纠纷。这个姚玉山怎么不在乎这些呢？姚玉山对村主任讲了其中的原因，杨宝栓大吃一惊，同时也彻底揭开了深藏在他心中三十多年的一个谜团，就是那些红色信号弹的来历。原来，1964年，国家为适应准备打仗的需要，在山区大搞三线建设。国家在这个县的最北端深山里建立了几个兵工厂。由于是国防工业，所以都严格保密。这些工厂都是用的代号。其中有个三三七厂是生产信号弹的。产品出来后，要检查质量合格与否，常常在夜间进行发射试验。于是，莲浦村的老百姓也就常常看见村北山顶的信号弹。兵工厂的事情，主管全县工业的副县长徐建超当然知道，但他遵守保密规定，直到去世也没有向其他人透露过，莲浦村的老百姓就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文革”期间，怀疑一切打到一切，徐建超又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副团长，孙耀祥就把信号弹的事情死命地往他身上扯，后来又发生了三探悬棺的惊险经历。杨宝栓记得那天晚上徐建超说过，信号弹的来历你们以后总有知道的时候，谁知却是在三十多年以后了。这时候，三线兵工厂的事情国家已经解密了。

　　姚玉山那年大学毕业来到三三七厂，工作了20多年，后来提升为厂领导。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三三七厂搬出深山迁往省城，但姚玉山始终忘不了深山里的一草一木，晚上做梦时常在山上放信号弹。退休后，他想倾其所有储蓄来承包原厂址周围的荒山，并做了终老山林的打算。姚玉山的一片赤诚之心深深地感动了杨宝栓，同时他也希望徐建超的悬棺周围都是郁郁葱葱的密林，让徐建超在青山绿水中得到安息，也算弥补了自己当年无理折腾人家的亏欠。所以在承包费上，杨宝栓给了姚玉山提供很多优惠条件。后来，杨宝栓得了肺癌，弥留之际，他把当年三探徐悬棺的秘密告诉了姚玉山。当时孙耀祥和崔根年等人已经去世，活的岁数都不大。姚玉山在三三七长见过徐建超，就在邻近徐建超悬棺的地方选了一块墓地，准备去世后与徐建超长相厮守。几年后，姚玉山也一病不起，临终时，又把这段往事告诉了张老顺。他觉得这件事情挺有教育意义的，应该让人们记住这个为老百姓办过好事的徐建超，也不能忘记在那个动乱年代里发生超乎寻常的怪现象。而这一切一切，自己讲出来不合适，通过张老顺的嘴让世人知晓最好。张老顺也觉得为老朋友徐建超正名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于是就有了这一篇《悬棺惊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