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食物能被完美分配，我们将拥有一个人民过于肥胖的世界，但是，这些食物并没有被完美分配。于是我们有大量吃不到午餐的山区孩子。

如果通货膨胀能被抑制，或者失业率被控制到一个较低的水平，我们将拥有满意的生活，但是，它们中至少有一个，甚至两个都在夺路狂奔。于是我们感觉一脚踏空。

（喜欢的活法）

如果权力能够被约束，我们将拥有基本权利不被侵犯的安全感，但是，权力常常恣意而行。于是我们有像树一样被砍倒的钉子户，像鸡一样被抓回的访民，像野狗一样被撵走的小贩。

如果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政府之间能理性、真诚、充分地沟通，我们将拥有和美的族群，但是，非语言学意义上的巴别塔高高耸立。于是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火光与冲突。

人们惊慌失措，人们呼天抢地，人们泪流满面，人们怒不可遏。2012已经来了，人们说；每一年都是2012，人们说。

处在今日中国，人（尤其是青年）很容易愤怒，因而悲观，乃至绝望。然而，仅仅愤怒是没有用的，愤怒如果缺乏理性支撑，只能通向戾气。悲观就更等而下之，悲观是一种缺德。绝望则更坏，绝望只能制造更多的绝望，就如暴力只能制造更多的暴力。

我们提倡的态度是，不幻想，但也不绝望。我们提倡的活法是，持有信念，并且活着。

十三亿人有十三亿种活法，而每一种活法，归根到底都由个体决定。

你怎样，未来就怎样。你自由，未来就不可能被奴役；你直立，未来就不可能伏地；你种植，未来就稻米流脂；当然如果你放弃，未来就是2012。

我们承认，人是生而悲剧的，某种意义上我们都被判了死缓而且迟早要执行。但是，如果对自己还稍微有一点儿骄傲一点儿期许，如果对社会还保持一点儿正直一点儿责任，那么我们总要在死之前寻找一些意义。做有意义的事，让生活有意义，并非徒劳无功，这是人类社会一直走到今天的终极秘密之一。我们人生的意义也许不能重大，也千万不能伟大——因为伟大往往建立在无数人的卑微、渺小之上，但在我们死之前，总要让它有那么一些意义。

尽管人生而悲剧，但仍生而自由。“你不可能将一个人同他的自由隔离开来，因为自由总会找到一条出路。”自由来自彼此分享分担，自由来自直立行走。

当然，自由不是从天而降的雨滴，可以平等地落在每一个屋檐上，而无须屋内的人动一根小指头。为获得自由，我们必须付出相当艰辛的努力。阿德莱·史蒂文森说，如果自由仅仅只是指舒适，如果自由只是逃避学习过程所需的艰苦磨炼，只是回避创造性劳动带来的严峻考验，只是热衷于浅薄平庸琐事，对其他一切都漠不关心甚至不屑一顾，那么尽管我们可以暂时维持自由社会的形式，但其精神终会消亡。

那我们究竟该怎么做？毕竟现实残酷，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我没有别的法宝，只想到两个字：积极。

我的好朋友梁启超，在多次演讲中强调人生之乐趣，强调积极进取，对浪费生命深恶痛绝，对消极怠慢不屑一顾。他说：“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沙漠，要来何用？中国人见面最喜欢用的一句话：‘近来作何消遣？’这句话我听着便讨厌。话里的意思，好像生活得不耐烦了，几十年日子没有法子过，勉强找些事情来消遣它。一个人若生活于这种状态之下，我劝他不如早日投海！”

梁任公的态度，深深影响了我。那么，我们该如何积极？胡适先生倡导的“易卜生主义”毕竟有其颠扑不破的道理：“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若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成器。”

在青年时代，我们最应该做的还是自我教育：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形成自己的思维方式，完善自己的行为方式，用黄金铸造一个不会轻易出窍的灵魂。要记得，灵魂如果没有确定的目标，它就会丧失自己。人人只此一生，如果不能创造并享受生命的乐趣，很快你将“只留下余灰，化作幽灵，一切归于乌有”（贺拉斯）。

本文摘自《十三亿种活法》（宋石男著）